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发达国家就积极应用环境经济政策来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均衡发展，取得了成功。1972年经合组织（OECD）首次提出了“污染者付费原则”，在以后的20多年中，西方发达国家对市场机制和财税政策进行了基于环境考虑的一系列改革。
目前，世界各国总结出来的环境经济政策主要基于两类理论：第一类是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观点，即“科斯手段”。认为环境问题说到底还是市场产权界定不清，因此要明晰产权，包括所有权、使用权和开发权。应建立环境产权市场，例如可交易的许可证制度与排放配额等。第二类是基于福利经济学观点，即“庇古手段”。认为通过征收税费的办法就可以把环境代价转化为企业的内部成本，迫使企业治理污染。其中有税收制度和收费制度。还因此衍生出其他一些手段，如罚款手段、金融手段、财政手段、资金赔偿手段、证券与押金制度等。实则国际上真正成功的只有环境税收、环境收费、超标罚款、绿色金融、财政补偿与排污权交易。
综合来看，各国的环境经济政策都具有几个共性：
其一，普遍体现为一种政府对经济间接的宏观调控。通过确定和改变市场游戏规则来影响污染者的经济利益，调动污染者治污的积极性，让污染者也来承担改善环境的责任。
其二，根据“污染者付费”原则，利用税收、价格、信贷等经济手段来引导企业将污染成本内部化，从而达到事前不得不自愿减少污染的目的，而不是事后。
其三，政府部门间在环境问题上的政策协调越来越紧密，都倾向一种混合的管理制度。随着环境政策纳入到能源、交通、工业、农业部门的政策中，环境政策与部门宏观发展政策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客观上把经济手段与行政监管更有效地结合起来。
其四，逐步从“秋后算账”向“全程监控”转变。这种转变使得某些类型的经济手段，如产品收费、注册管理费、清洁技术开发的补贴和押金制度等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严峻的环境形势使我们比发达国家更迫切需要出台环境经济政策。况且，发达国家现有的环境经济政策的成功经验已摆在那里。而我国目前环境经济手段很少，更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独立的政策体系。原因之一是没算好两笔账。一笔是照目前高能耗、高污染的模式发展下去，也就是不实行环境经济新政策，我们重化工业的发展空间还有多大，还将付出多少环境资源代价？第二笔是实行了环境经济新政策后，我们的GDP增长速度要下降多少？政策实施和增长模式转型成本到底有多大？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能否承受得起？算不清这两笔账，决策起来就少了些科学依据。两赢的道路变成了两难的选择。好在环境恶化的形势即便不用数字，只凭眼睛也能看到。形势不允许我们在“万事俱备”下再去实施那些理想的环境经济政策，只能边算帐、边研究、边试点、边总结，联合各方力量，全面推动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框架。（潘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