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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曾经有过奇思妙问：鱼儿认识它所置身于其中的水么？此问有点玄，这里暂且放下不管，笔者想要说的是，人们认识他她们所置身于其中的经济环境么？ 相信没有几个人敢说他她能够认识。物以稀为贵，在当前中国，在很多人都不敢说他她能够认识我们的经济环境的情况下，如果有人能够把我们的经济问题解释得很清楚、很明白，很容易让人理解，那么，这个人的言说就应该引起我们的刮目相看了。周其仁先生是当今中国经济学家群体中的佼佼者，今天就谈谈他的《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周其仁讲解中国经济问题，沿袭了白居易的优良传统，他在完达山做牧马人的时候，有意找目不识丁的农民聊大天儿，意图是试着把经济学原理同从可观察到的经济现象糅合起来，讲解得让最普通的人也能明白经济问题的深层原因。是的，当许多经济学者热衷于利用数学模型来把经济现象论证得异常深奥、复杂以期博得洋人的首肯、圈内人的喝彩的时候，周其仁一以贯之地用他的大白话来向普通大众讲解中国的经济问题。他在本书的序言里说：“我早就知道，自己当不成象牙塔里的学问人。这不是说，我不好读书。读书是我所好，但还必须到书外的真实世界里求甚解。”周先生此言至少给我们三点启示：一、读书有没有用，不能一概而论，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读书虽好，还须切记要读好书；二、即使是好书，值得看，但这书也未必是真实世界的完整、及时、准确的记录，要研究问题，求甚解，还须扑身到真实世界中；三、真实世界（无字之书）是文字之书的本源，文字之书是真实世界的反映、总结、简化，要求甚解，要探寻解决问题之道，应把两本书合在一起读，“两个独立信息源才能证实一条消息”，法学上的这条原则可以借用于经济研究。
有的经济学者之所以说来说去还说不到点子上，大概跟断章取义地理解“学术研究无禁区，对外宣传有纪律”有关，周其仁对此显然有他执着的追求，所以往往他一动笔，即能直击要害。比如，他这样剖析国企问题：“中国国有制企业非常特别，它的特别在哪里呢？它的企业在构造的时候，没有一个原始性市场合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一组极其复杂的合约。我是相信契约理论的，一开始就讲清楚，你拿多少合同报酬，工人也好，其他要素也好，土地也好，银行贷款也好，你的上游原料也好，还有产品卖出去，都是些合同，它是一组合同，一组合同就构成一个企业。而我们公有制企业，无论国有的，还是集体所有的，地方政府的，很大程度要打上问号。国有企业的要害问题就是一开始就没有合同，解放军占领南京，国有企业就有了，这跟剥夺剥夺者有关，以后又经过敲锣打鼓改造私营企业，改造完了后，把原来的合同完全都废掉了，没有用新的合同去替代，变成了公有企业，所以我们的国有企业它的基本性质不是一组合同，它事前就没有讲好。”公有企业没有原发性的合同，所以，周其仁认为，“这是天大的难题”（以上见《最便宜的企业家和最昂贵的企业制度》一文）。
不是有人曾这样总结吗，说国企改革“政治上很敏感，技术上很复杂，置疑起来很容易，辩护起来很困难”，造成今天的天大难题，以在下看来，原因端在于在产权问题上忽视了常识。《吕氏春秋·审分览》引慎子话说，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为百人分，由未定。企业产权的本质特性之一就是排他性，愣要人人有份、全民所有，产权属性不明确，利益关系不确定，遂使百人争逐、利益冲突、矛盾纷争不已。今天的国企改革，之所以曲折反复、痛苦不堪，不正是因为谁都可以半路杀出来，横踹一脚，主张国有企业资产也有他一份吗？
所以, 若真要科学发展观，若真要构建和谐社会, 若真要与时俱进，首先必须告别昨天，回归理性，纠正错误，恢复并尊重常识，深入真实世界，实事求是，把产权(也是最重要的人权)界定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