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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力
1961年，威廉在其关于城市类型学的权威性论述中，依旧将“艺术”摒弃在外，并将城市划分为“经济增长的促进者、舒适生活的提供者和保护者、传统公共福利的维护者、利益冲突的仲裁者”四种类型。但事实是，就是威廉所精心划分的城市类型，在现实中也从来不是经纬分明存在着的，因为城市的意象在人们心目中也从来不是某种类型的臻于完美，而是不同类型的混杂与综合。
进入21世纪，将城市视为单一类型的认识已经导致了越来越明显的现实弊端。譬如将城市视为“经济成长的促进者”的认识，在造就了“繁荣的城市”的表象背后，已经将城市的意象与赤裸裸的商业利益划上了等号；而将城市视为“舒适生活的提供者和保护者”的观点，则在物欲横流的催动下将城市演化为“成长而成长”的畸形体；此外的将城市视为“传统公共福利的维护者”和“利益冲突的仲裁者”的看法，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权力的不作为”或者“权力的专断独行”的滋生温床。
即便对于改变的结果众说纷纭，但是改变对于当代城市而言是某种必须。早在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就提出了“塑造美好城市”的计划，其核心就是城市被视为广义文化政策与规划的重要一环。
“艺术场域”作为一个崭新的概念被引入，它的积极实施已经在全球各大城市创造了一些存在于城市之中的艺术专属特区。但这显然还不够，因为如果形塑城市新意象的目的是提倡人们的美好共识的话，那么“艺术场域”的概念仍不能完美体现公平和公开的原则，它在一定程度上排斥了“金钱平民”（城市贫民）或“地域贫民”（远离艺术特区的居民）。
作为“艺术场域”的某种补充，愈来愈多的城市开始选择“奇观式”的文化设计，即创造一些能够引起视觉震憾和感官刺激的场域或城市景观。虽然“奇观，或者期望的奇观，正如它成功地将群众的目光从城市某些恼人的过去与未来移开一般，可以在短暂的时间内改变一个城市与某些居住其间的市民”，但是这种由政府所主导的做法，其目的又往往涉及到政府为所辖城市创造更多经济发展的动机。
迪伯将这种“奇观”视为“资本的累积，直到变成一个明显的意象为止”，换句话来说，则是商业的动机参与了我们对于城市意象的形塑，并藉由“奇观”的运用将其彰显为正面的榜样。
事实上，克里斯汀·鲍尔的断言正在一步一步地成为现实：对破旧厂房的大肆改造、“超级”艺术展会的层出不穷、围绕着艺术主题的节日化活动，已经成为城市大众的娱乐消费方式，而城市本身已然成为了文化消费的场域或“活动布景”。
虽然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争论，但是21世纪全球对于城市新意象的重塑步伐不会就此止步。研究者和评论者的共识或许已经达成：大家开始相信商业艺术和休闲娱乐，应该和非商业的艺术共荣并存，大众的参与和文化的多元性应该得到同样的尊敬，唯有如此才能创造更活力四射与创意十足的城市文明。虽然同时适用于所有城市、所有阶层的城市模式如同是“乌托邦”，然而未来的城市应该是一个能够适应改变、在商业和市民理想间取得平衡以及充满竞争力的机体。
远在伦敦的Frieze Art Fair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在每年10月举办的Frieze Art Fair期间伦敦成为了一个充满朝气的升级版的“艺术奇观”。Frieze Art Fair的模式告诉我们，重塑城市新意象必须先描绘出城市的愿景，同时积极与政府机构以及民间机构等建立合作关系，拥抱差异性，以鼓励取代控制，支持合理的行政秩序，采取积极主动的策略而非被动的反应，超越视野的局限而关注整体趋势，正视历史和现状，动员政府的所有阶层，并让政府在进程中参与角色。核心就是合作的理念和整合的方式。
作为一种有益的尝试，2007的艺术北京或许也有意于此，因为2007艺术北京的所有规划皆围绕于营造北京城市艺术意象的宗旨。与往年不同的是，2007艺术北京还有一个同行者———2007艺术长沙，然而它的意义不仅仅于此。从北京到长沙，两个城市同样因为艺术而风云际会，或许可以引导我们跟随中国的发展脉搏，在当今城市瞬息万变的现实背景下，一起因地制宜、与时俱变。
因为，城市代表了人们对历史、政治和文化的集体观点，并非个人的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