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几个月的CPI数字唤醒了人们的记忆，通货膨胀的威胁已是不争的事实。有人说是结构性的，有人说是粮价推起的。于是有人要求卖猪肉的不许赚钱，美其名曰“平价肉”，有人规定牛肉面2.5元一碗，美其名曰“亲民政策”，却淡忘了经济学的常识：通货膨胀的唯一源头就是货币的过度发行。

　　在亚当·斯密的理论体系中，理性经济人有三个特征：贪婪，算计，交易。冥冥之中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人们在追逐私利的过程中创造财富并合理分配。凯恩斯提出三大心理倾向，其一是边际效用递减，就是消费到一定点时，会有可吃可不吃的选择，由此引出总需求的不足；其二是资本效率递减，就是资本逐利到一定点时，利润也会有可赚可不赚的选择，由此引出总投资的不足；其三是货币的流动性偏好，就是在可吃可不吃和可赚可不赚的选择中，还会有货币退出流通，因心理偏好而沉淀下来，由此引出货币量的不足。由于宏观经济必然会产生消费不足，投资不足，货币流通量不足，国家的经济职能强化了。为了提高经济的运行效率，政府必须举债消费，举债投资，政府的债券可以随时转化为流通货币，通货膨胀则不可避免。

　　人们都以为凯恩斯真的发现了人性的弱点，弥补了斯密体系的缺陷，其实，凯恩斯的贡献是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在一只“看不见的手”之外增加了另一只“看得见的手”。赤字财政和通货膨胀因此成为政府的经济杠杆，合理使用这两个杠杆的授权就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适度通货膨胀的追求就变成了政策调控的艺术，也是政府参与经济的客观目标。在这里应当注意的是：货币政策的生效必然有其传动机制，即货币发行到通货膨胀的传递时间。如果政策效应的传递速度很快，政府就能够及时约束货币发行，以避免恶性通货膨胀；如果传递速度很慢，政策的自我约束就可能滞后，于是迟来的通货膨胀就可能由于政策的滞后效应而突然转为恶性通货膨胀。

　　迟来的通货膨胀和滞后的货币政策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如果当前的通胀根源在于此，问题就比较严重了。如果以M2/GDP的比率来衡量货币发行速度的变化，我国在1994年之前，这个比率低于100%，长期在40%的水平徘徊；1994年开始超过100%，2002年后达到180%以上，居世界各国的前列。毋庸置疑，在过去十余年间，我国经济成长的速度很快，但是货币发行的速度更快。为什么没有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呢？专家学者们一直在寻找背后的原因。归纳起来，可以有以下几种解释：1、经济的高速成长吸收了过度发行的货币；2、外汇管制通过单边结算而形成外汇储备的增长，对冲了本国货币的超额发行；3、进出口顺差扩大形成的外汇盈余进一步吸收了本币的流动性过剩；4、储蓄率的居高不下平衡了货币的流动性过剩；5、股市房市泡沫吸收了货币的流动性过剩。这些原因都能够解释我国超额货币发行的合理性，但是大家也都承认货币发行的速度过快，就有另外一种可能：过度发行的货币由于上述原因沉淀下来，从而推迟了恶性通货膨胀的爆发。

　　过度发行的货币沉淀在金融体系之中，这是一种隐形的通货膨胀。隐形通胀的缓慢积聚好比潜伏的敌人一样，其破坏性远高于在战场上面对面的搏杀。此外，央行会由于表面的“适度通胀”而放松警惕，继续执行宽松的货币政策，结果会使隐形通胀不断积聚，直至恶性爆发。

　　迟来的通胀是危险的，从居民的角度看，储蓄的负利率和投资的财富效应对比鲜明，是由于通胀来迟而延缓了储蓄转为投资的决断，错失良机；从政府的角度看，过度的货币发行与温和的通货膨胀并存，会因此放松对恶性通胀的警惕，疏于调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