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清代经济史，最重要的文献当属《清实录》，往少里算，也有4433卷，约4400万字，很多老先生都逐卷通读过；研究清代经济思想史，最重要的文献是《皇清经世文编》（及多种续编），读过的人却不是很多。

　　若是以纯粹的西方眼光审视深植儒学传统之中的“经世”思想，将它简单地与西方传入的“经济学”以及“社会科学”相比，专门评估里面的“科学元素”，那么它确实过于简陋，值得阐发的经济思想寥寥无几。上世纪30年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取得经济学学位的赵抟先生晚年治思想史，编著了一部《披沙录》，取“披沙沥金”之意。他披阅了《皇清经世文编》这些“沙”，专门摘录里面的经济思想，可沥出的“金”却很少。

　　现代人摆脱了思想束缚，开始可以体会清代知识分子面对西方科技、文化、制度等多方面挑战时的焦虑心情，可惜不大能读古文了。所谓“经世”，就是“治世”，利用自己学问实实在在地处理现实中的问题，设计制度、增加收益。“经世之学”正是凭借它的“实用性”、“可操作性”等特征与传统的“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辞章之学”等学问区分开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中国人研究这种“经济学”至少也有数千年了，在明清之际更是蔚然成风，这就是中国本土的经济学，也是《皇明经世文编》和《皇清经世文编》这类文集的基础。

　　中国没有“经济学”，但几乎所有士大夫都会写几段“经世文”，思考并分析问题。中国人完全不必自卑，应该抬起头重新审视自己的遗产。第一部《皇清经世文编》由江宁布政使贺长龄主持，魏源代为编辑，总共一百二十卷，于道光六年（即1826年）时编成，次年刊行。贺长龄、魏源在选编文章时，在思想上已注意到了很多现代问题，但在类别上还是将它归为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和工政等八门，每类以下又分子目，构成了中国人认知经世之学的基本框架。

　　其实，贺、魏只是在传统的六部分类基础上稍加增益，前面补充了学术和治体两门，以为足以应对西方在思想和政治体制上的冲击。六部的划分在隋唐时期已出现，至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贺、魏都认为，这样的分类经过千百年实践，已经很成熟、很实用，无须变动。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传统上叫“理财学”，正属于户部这个门类。

　　不妨用“贵义贱利”、“重农抑商”来概括中国的传统经济思想。乾隆年间的盱眙知县郭起元就说，“自古有国家者，不蓄言利之臣”。国家到了非常困难的时候，才会启用一些“言利之臣”，后人还把倒果为因，把过错怪罪到“言利之臣”的头上，从桑弘羊到王安石无不如此。可是从清代起，“重利”、“重实务”的思想逐渐抬头。这样，理财的位置大大提高。而研究“所出”与“所入”，“开源”与“节流”就成为清朝前期理财学的主要关注问题。

　　在传统的小农经济中，“开源”的机会已非常少，有些士大夫设想在国家层面鼓励种植、养蚕、采油等手段来增值财富，多半沦为空想。更多人则在研究“节流”的办法。行政开支、军费开支、水利开支等几项正是中国财政支出的大头。士大夫们对解决这些问题的热情颇大，连篇累牍地讨论。

　　然而到了19世纪中叶，单纯“开源”、“节流”而缺乏“经济交换与创新”的经世思想受到现实的严厉挑战。很多人纷纷为《皇清经世文编》做“补编”、“续集”、“新编”、“统编”等等，补充过去的盲点，增益传入的新知。到民国之前，竟然出现20余种挂着“经世”招牌的文编，蔚为大观。

　　上海的新型知识分子葛士濬编了《皇清经世文续编》120卷，于1888年出版，一举打破贺、魏的经世体例。他增加了“洋务”这一门，又修改了很多子类，使得“洋务”和“户政”成为全书的主要部分。“洋务”不仅与贸易有关，也与中国的军事、教育、政治有关，是认识中国问题不可或缺的一个维度。

　　稍后，常州人盛康在出任杭嘉湖兵备道、按察使期间，也编辑了一种《皇清经世文续编》， 1897年出版。他倒没有设“洋务”一门，但在具体子类上大量设置了厘捐﹑开矿等类别。厘金就是设置关卡对转运中的货物抽税。这个制度是咸丰三年（1853）才有的新生事物，本意是为江北大营筹措镇压太平军的军饷。太平天国结束，厘金制度却保持了下来，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彻底废除。厘金收入在清政府财政收入中占到极高比例，是晚清经济的重要元素。盛康的《续编》关注到这些变化，但仍然试图纳入传统框架，这是最最典型的中国文人经世态度。

　　盛康有个鼎鼎大名的儿子盛宣怀。他不只纸上谈兵，而是跟着李鸿章和刘坤一四处经营实业，创办轮船招商局、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创银行、拉电报、建大学，真正把一个时代的经世思想落实到行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