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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1859年发表了后来在科学思想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的著作《物种起源》。但在19世纪后半叶的最初一段时间里，达尔文关于人类起源和生物进化的观点并没有被科学界所接受，人们对它的争论和怀疑，就像对其他很多最新产生的科学研究一样多而荒诞。
历史上，关于对达尔文进化论观点的争论，有一个众所周知的故事发生在《物种起源》发表后不久的1860年6月30日的牛津大学。当时，牛津主教韦尔伯福斯问自称“达尔文的斗犬”的托马斯·赫胥黎：“究竟是他的祖父一族还是他的祖母一族是从猴子传承而来的？”这个讥讽理所当然地引来哄堂大笑，显然在听众看来，被视为猴子的后裔是一件可耻的事。赫胥黎对此的回答有多个版本，据他后来在一封信中的回忆是：“如果问我，我是愿意有一个可怜的猿猴当祖父，还是愿意有一个有着很高的天赋和巨大的影响力，却利用这些才能和影响力纯粹只是为了在庄严的科学讨论中进行讥讽的人当祖父，那么我毫不犹豫地断言，我宁可选择猿猴。”
在《达尔文密码———人性与财富的进化》的作者孟庆祥看来，这个故事是进化学说在人类情感方面受到的困扰的一个典型。在距离《物种起源》发表已经将近150年的今天，这类争论早已因科学的研究印证而烟消云散，但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所产生的影响力，至少在经济学领域远远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所以孟庆祥在本书的开篇说：“把进化论和人性以及经济结合在一起的著述不算太少，但是深度有限，本书就是要尝试深入浅出地解释进化论之于人性和财富的深入而广泛的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本书无疑是有些野心的。
我完全同意孟庆祥对公司进化的阐述：理解进化逻辑是进化论研究企业和经济进化最关键的意义。进化的逻辑几乎可以揭示所有的疑问，其原因在于企业处于竞争的环境中，它的生死存亡总是与周边的环境，各种各样的经济体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斗争。人们高估了自身的能力对自然的生存环境却相当缺乏思考。进化论的哲学思想提供了人们思考诸多问题的框架，进化论的成果有时又可以给人们直接的启发。
在叙述的开始，孟庆祥就设置出了一个问题：现代企业的发展过程和生存状态纷繁复杂，它们如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并发展成你今天看到的这个样子，而将来又将有怎样的发展趋势，我们了解多少？用达尔文的进化论的观点，能不能解释企业的发展规律，也即企业的进化呢？
在二三十年前，很多中国公司都是以代理起家的，随着代理商对原厂商巨大利益的发现，最终走上了开始仿效、研制自己的产品并进入市场的发展道路。在开始时，这种仿效而来的研发产品进入市场时，因产品质量、性能等种种原因，并不大顺利，但幸运的是，这些由代理商演变而来的企业，“正好赶上了需求大爆发，产品尽管稚嫩和脆弱，但生逢其时，肥沃的市场土壤和适宜的气候条件，正好允许它们生长、改进。”“随着市场的拓展，产品也不断升级，从单一的产品向相关产品延伸。”而“与此同时，公司的组织、营销方式也在不断地做出调整，每当调整到一个较为合适的方式时，公司就跃迁到一个新的阶段，以迎接新的竞争和挑战。”正是经过这样不断的调整自己的生长规律，以适应不同时期的环境，这些当初的小公司，逐渐地发展为了今天的大公司。
由此，孟庆祥给出了一个很新奇的结论：公司是个进化的动物。同时，他也对中国企业的进化作了近乎残酷的判断和考问：中国缺乏伟大的、长寿的企业正是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必然过程，而非一个悖论。从去年起，中国很多大企业的利润暴增，规模迅速扩大。以进化的眼光来看，我倒反而担心起来———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经济演化已经到了成熟期？为什么中国企业缺乏品牌，价格利器总是先行？哪些行业会趋于集中？哪个特征可以预示一个行业处于成熟期还是生长期？为什么房地产公司的老板比其它行业的老板更有钱？为什么“杀手型”业务或者产品总是可遇不可求？
如果沿着作者的思路，将这种演进向纵深处扩展，便可看到这样的规律：
当公司的规模达到了一个境界时，就为它们向新的地理环境和市场范围拓展累积了能量。这些在产品组合和质量逐渐趋于接近的公司，便会通过因劳动成本低廉造成的优势具有了走向国际市场的本钱。于是，“新的战斗序幕拉开，原来的行业领先者当然不会坐以待毙，后来者取代先行者也不是历史的必然，产业开始升级和调整”，在产品达到成熟期，很难再产生差异化和领先优势时，“便会试图在服务模式、新的营销手段上不断发明创造，以寻求自身的竞争优势”，以寻求更大的突破和进一步的发展。
借助这个分析，环视四周，我们不难发现，在中国的企业中，如今已成长为大公司的联想、华为等，其进化规律莫不是如此。难怪作者得出如下结论：公司发展的轨迹根本不是什么远见和完美设计的结果，完全是进化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