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有财富，人人都有自己的财富观。有人穷得只剩下钱，有人则拿没钱当钱。二者均属极端。

　　用打零工挣的最后一笔美元买了各种各样的礼品纪念品之后，从淘金的角度讲，我差不多就算是空手而归了。于是回国后我无论如何努力都找不出一种合适的说法，对别人对自己讲清此游此行的动机和目的、初衷和结果，除了吹一堆旅游和打工的见闻。

　　但我相信自己至少保留着一些财富的痕迹，一种富有的记忆信息。我相信曾经沾染的一些算是美式的文明观念和生活态度包括习俗，都是可居之财。

　　去美国，三周考察是走马观花不知其味，三十年定居是已入山中不识庐山真面，而三年恰好，是体会做一个外国人对异类社会认知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还没燃尽，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文明社会的好感尚未消退，而对其种种虚伪和丑陋尚能忍耐的时间范围。重要的是这时间够你沾染上一些老美的臭毛病。

　　无论如何我准备回国后表现得多少像个美国人，以显示不虚此行。我知道自己身上的这些变化迟早会被上海的旧习冲刷殆尽，但我设下底线准备严格要求自己。

　　拼于烟酒混合双打

　　我准备坚守一道防线———拒绝敬烟而且坚持不以戒烟为由。因为在美国，除了华人扎堆的地方任何场合不会有人向你敬烟，倒是时不时有人会向你要一支抽。除了围聚在灰狗巴士车站外的黑人流浪汉，在停车场抽烟时我还遇着白人礼貌地索要而且并不附加理由。我想他只是恰巧抽光且烟瘾正炽附近又无处可买而已，看他的坐骑他的衣着决不是穷人。

　　另一个托词是无法恢复对室内吸烟的容忍。这是我到美国第一天上的第一课，因为这直接显示了对不吸烟的旁人特别是妇女的极不尊重。而在上海，亲友聚在我的客厅里，显然我不能把他们请到阳台去，在别人家里做客就更不用说了。不过我可以退而保持自己不加入中国炮兵编队———以美国人的身份忍着烟瘾。

　　和拒烟必须并行的是拒绝酒文化，烟酒不分家，是这两种文明之间的双打比赛。回国后第一次聚会之后，我就暗下决心从此谢绝一切应酬，并很有自知之明地推辞了那些需要公关的职位。因为恰恰就在那第一回合，我看清这道美国防线根本无法抵御中国这种全球无敌的火力。硬顶无济于事，退守可能存活。

　　惑于行车行路两难

　　我也开始部署户外防线。头一个问题就是我还会不会开车？这其实是在第一次赴美考察归来后就有过的体验。那次在旧金山马路上，除了领略美国人边驾车边刷牙、边驾车边读报的特技外，我们还万分钦羡地目睹他们如何礼让行人，在两道并一道时如何交替通过。而这一切，都是在没有标牌警示也没有警察监督情况下进行的。

　　那只是看别人开车感叹几句罢了，可这次是我自己在美国的路上开了三年美国车之后。三年中我曾无数次触景生情地想到：天哪，我原来在上海是怎么开的车呀！

　　开了三年自动挡再坐进自家的手排车，手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油离刹一团糟，空挡轰油，倒车熄火，太太和儿子都把当年我教练他们时的脏话丢还给我；申城沧海桑田，路也不识了；好容易熟悉了英文标牌，中文的又看不懂了。但这些还都是几天甚至几小时就能解决的问题。真正的交手，是在路口左转时让不让对面直行车先行，进出弄堂有人有自行车挡路时刹不刹停不停，而不管身后喇叭长鸣和副座上的申斥；堵车时要不要插到别人前面去和让不让别人插到自己前面来；最重要的是那些强盗开的公交车和出租车从自己车边逼掠而过时，生不生气动不动怒骂不骂娘。

　　如果还会不会开车算是个问题的话，那“还会不会走路”也能算问题吗？

　　在我住过的美国小镇走路，遇到人是要“Hi一声或至少要点一下头的。但在上海谁要是贸然炫耀这种无形资产，毫无疑问是要被扭送精神病院的。因为出国，我放弃了原来单位里的职位和公车，所以现在上班得坐地铁再加一段２０分钟的步行。我得承认，在美国穿越马路走斑马线，遵守红灯停绿灯行的规矩，我也是培养了很多时间才完成的，即使在环境一如国内的唐人街偶做违规也至少举步蹉跎，恨不得掩面而过。我知道这是一个美国人在上海最薄弱的防线，在这道坎上最艰难之处在于战胜自己。

　　止于“行”与“不行”之际

　　在曼哈顿训练出来的车技使我足以应付上海的交通拥堵，但攻守胶着不在于“开法”而是“想法”。出国前我就曾是网上交巡警总队长信箱的爱发牢骚爱管闲事的常客，我惊异上海的交通状况竟比三年前混乱十倍。研究后我发现一切症结不在道路和车辆的保有量，在于“人气”。所有的上海人都处在一种浮躁之中，都憋着一肚子火气一肚子敌意争抢着每一时空点的优先权，不管开车的还是走路的。人们似乎都正在赶去抢排一个队，差一秒差一位就错失10万元奖金。身陷其中后我很快将心比心明白过来，他们事实上争的是一口气，一个输赢，甚至是一份尊严。美式开法在这儿不受尊敬而遭鄙夷。

　　行路难和这是一样的道理。我很清楚谁也不会因等候这30秒的红灯而耽误任何计划，但你很难面对周围那种疑惑的目光：这个乡下人有病啊？或者被人从背后粗暴地推搡一下：侬到底走不走啊？谁也不知道这30秒钟里你站在烈日下想些什么，但是人人都在盯着看你。甚至有人在你面前减速停车，不是出于礼让而是出于“看不懂你”。

　　最终，一对碧眼金发的老外擦身而过直闯红灯，一声“Come on”彻底击溃了我的心理防线。

　　败于“敬”与“不敬”之间

　　当然还有诸如衣着饮食口头禅之类的各种小毛病，总之我开始对抗上海旧习的全线挑战。

　　短暂的一段消隐之后，我开始不得不出席一些不得不应酬的应酬。美国原则虽为众人理解，但我也不能得寸进尺去干预别人强求别人共同改变程序。于是出现了全桌起立我独坐，全桌举杯我独酌，全桌吼叫我沉默，全桌扫兴我也扫兴，全桌尴尬我也尴尬的局面。这种局面明摆着不可能维持长久———世间人事不可能永远容忍我在“敬”与“不敬”之间，态度立场一直这么暧昧下去，尤其是我做东的时候。

　　在美国的饭店吃饭，尽管我们互操中文，但只要分贝大到邻桌能听清楚，甥侄辈的孩子们就会异常气愤地竖起食指嘘我们，出门还斥责我们是国人劣习难改，扬言下次将拒绝同席。可在上海的饭店里不吼叫不行，不然人家不知你说什么，甚至听不清你说的是中文还是英语。

　　愧于内外全线失守

　　以前我常笑话那些“海龟”，一开口就手捏个六字做打电话状，满嘴OK，但行起生意公关来，白道黑道样样入乡随俗，哪有一丝假洋鬼子气度风度。反观自己颇受启发，什么户外吸烟，什么不穿红灯，有那么重要吗？重要的是想法，如同开车时你想怎么开，而不是事实上你能怎么开。

　　我独自坐在自家客厅里，手指颤抖地燃起一支烟，看着那含有尼古丁的薄雾缓缓飘升，熏染着屋顶和窗帘，开始盘点自己从异乡带回来的藏品还剩下点什么。

　　那是一种丢了钱包的懊恼，一种没能守好财富的遗憾。尚算知耻的我把这点懊恼和遗憾藏得严严实实———就这点好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