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近代历史，“茹经老人”唐文治是绕不过去的。他是晚清一代的经学名家，又当过农工商部左侍郎署理尚书。更主要的是，他是中国真正的教育先驱，曾先后创办了两所学校。第一所叫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后来改名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再后来改为上海交通大学。晚年，唐文治又去无锡创办了无锡国学专修馆，收的学生不算多，却先后涌现出王蘧常、唐兰、蒋天枢、钱仲联、周振甫和冯其庸等大家。

　　唐文治的家教也别具一格，后辈都取得不凡成就，尤以两子唐庆诒和唐庆增成就为高。唐庆增虽然受业于经学大师王先谦门下，从事训诂之学，但很早就随户部侍郎那桐出使日本，随载振前往英国参加国王加冕典礼，又考察过法、比、美、日等四国国情，回来撰写了《英轺日记》12卷。唐文治思想开通，一直鼓励子女向西方求学问。

　　长子唐庆诒是中国早期赴美留学生之一，与陈寅恪、吴宓、卫挺生等都有交往。他从哥伦比亚大学取得政治学硕士后归国，回到父亲创办的上海交大，任交大外文系主任。唐庆诒在交大教书五十余年，从30年代到80年代，培养出屠岸等翻译名家。

　　生于1902年的唐庆增是民国时期有影响的经济思想史家之一。他于1920年留学美国密歇根大学，获经济学士学位。后来，又转入美国哈佛大学，获硕士学位。20年代的哈佛经济学系尚没有熊彼特那时的全面辉煌。但按留学哥伦比亚大学赵迺抟的说法，美国经济学当时有“十大门派”，拥有陶西格、卡弗、波洛克、杨等名家的“哈佛门”还是毫无疑问排在第一。

　　唐庆增在哈佛学习了当时最新的经济学技术，同时也感染到了“尊重传统、回顾古典”的哈佛学风，这对他以后的治学应该说极有影响。归国以后，唐庆增在上海开始教书生涯，历任吴淞中国公学、上海商科大学、交通大学、国立暨南大学经济学教授，最高职位只是大夏大学的经济系主任。同时，他还加入了马寅初、刘大钧创办的“中国经济学社”，成为当时中国经济学界颇具影响的人物之一。

　　胡适在1920年代末期寓居上海时，经常和一些朋友组织起来讨论中国问题，他们把这个非正式社团称为“平社”。其中包括各方面的学者，既有“新月派”文人，也有罗隆基、潘光旦、丁西林这样的社会科学学者，唐庆增亦是其中的活跃分子。胡适认为，唐庆增当时思想上还是反对传统，秉持主流自由主义经济思想。《胡适日记》（1929年6月2日）上记载，“唐庆增先生讲‘从经济上看中国问题’，他把问题看错了，只看作‘中国工商业为什么不发达’，故今天的论文殊不佳。他指出中国旧有的经济思想足以阻碍现代社会的经济组织的发达，颇有点价值。”

　　唐庆增认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首先是制度建设，使得中国和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在制度上并拢。他应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之邀，写了《中美外交史》、《国外汇兑》和《国际商业政策》三本小册子，全都收入“万有文库”，倒也畅销一时。

　　那时，中日矛盾逐渐升级，唐庆增早已有所察觉，从20年代就开始发表反日言论。在1933年出版《的唐庆增抗日救国言论集》里，他分析了中国经济和政治的现状，主张团结起来，积极抵制日货，“我国对外贸易，以国际地位之低落，生产事业之落伍，自有其特殊之情形，不能全以学理绳之。”

　　此后，唐庆增逐渐转向整理和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一方面是他兴趣使然，一方面也有环境的影响。唐庆增的国学功底扎实，西方经济思想史的训练也相当出色，这使他做起中国经济思想史来自然就得心应手。梁启超很早就鼓励这方面的研究，但一直没有合适的人把这门学问做实。虽然已有前人做过一些简略的通史，也有人专门研究过《墨子》、《孟子》等书的经济思想，但都显得粗率，远不能和胡适、冯友兰等人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相比。

　　唐庆增决心把这门学问做实。他先后在上海多所大学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讲一遍改一遍，最终把讲稿改定，1936年以《中国经济思想史》为名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介绍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又梳理了儒、道、墨、法、农诸家经济思想的大致脉络，列成表格，便于后人择选门径。此书无疑是民国时期中国经济思想研究的巅峰，用哈佛同学赵人侨的话说，唐著以前研究与此相比，不啻“萤火之于日光也”。

　　可惜，唐著并没有最终完成。出版时注明此书系上册。从结构来看，他梳理完上古的经济思想，下册当研究汉以后历代的经济实践与经济思想。抗战爆发，唐庆增辗转内地，无法续写。1949年后，唐庆增任教于复旦大学，于1972年去世，始终没有完成《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下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