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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年 10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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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经济全球化不是你死我活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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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经济全球化不是你死我活的游戏
    2007年10月25日      来源:上海证券报      作者:
      “我要强调全球性的经济并不是一个你死我活的游戏。有的人就有这样的一种定见,他们就认为,如果中国起来了,那么另外一个国家就必然会弱。其实不是这样的,整个‘饼’正在变大,每一个国家都会得到这‘饼’的更大一块。”
      未来不可知,所以我们渴望预知。

      1982年,电脑远没有进入家庭,更没有手机,没有网络。

      他却大胆预言人类将进入网络时代。

      他还预言人类将迎来全球经济一体化。

      那么,未来世界趋势何在?中国的位置将在何方?

      下一个新的财富机会又藏在哪里?

      这位具有全球影响的神奇人物将告诉我们他的新预测。

      ⊙本报记者 宦璐

      

      这已经是他今年第7次出现在中国大地上。

      他随身携带着一叠已经发黄的小纸片。从这叠纸片上,他说他见到了中国的未来。

      那是在12年前,他在北京参观由宋庆龄筹建的一个幼儿园,和一些5—6岁的孩子待了一个下午。在准备离开的时候,这些孩子给了他们的名片,在每个名片的后面都写着他们的电话号码。在他眼中,这些都是真正的名片,代表着这些孩子未来的“公司”。从这些“名片”上,他洞见到了中国的未来。12年过去了,他一直念叨着“也许我应该给孩子们打一个电话。”

      这位善于洞察未来的老人,就是美国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

      

      25年前预言网络时代

      给奈斯比特带来全球声誉的是他写于1982年的《大趋势》那本书,这本书高居《纽约时报》的排行榜,在全世界57个国家出版发行,全球共计销售1400万册。

      1982年的美国,个人电脑还没有进入家庭,没有手机也没有网络,一个声音大胆地预言了信息时代的到来:“网络组织将成为社会行动的有力工具”;“我们将被信息淹没,但却渴求知识”;“将来读者不会接受编辑让他们看到的东西,而是告诉编辑,他们想看什么。”

      这个预言,让很多人在1999年的那次网络高潮中,资产翻了数倍。一名美籍华人告诉本报记者,“很多年前,奈斯比特的《大趋势》和比尔盖茨的《未来之路》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尽管我那时从事医疗专业。开始只是好奇,但是,在1999年信息时代开始的时候,想起几年前看的奈斯比特的书,不得不佩服他的真知灼见。也是受他的书的影响,我抓住了历史转变的时刻,我的资产翻了20多倍。其后我在美国留学和生活,一直想见见这个人。”

      那么,25年后的今天,下一个大趋势会是什么?下一个喷涌财富的泉眼又在哪里?

      去年6月,他带来了新书《定见》。出版机构把英文书名“mind set”翻译成了“定见”,一直颇受质疑。该单词直译过来的意思是“心态”,奈斯比特在本书中总结了11条人们面对未来时所应拥有的心态,有了这些心态的指引,未来应该尽在掌控。

      在新书《定见》中,他“揭露”了自己发现趋势的方式,“我和众多员工一起开始对160种地方日报进行分类、分析。我们的理念认为,各个地方所发生的事件的总和就是我们国家的现状。我根据自己的经历和当时的思维方式对众多事件进行分析和整理。通过高度地方化的数据库,我目睹着一个新型社会的大体轮廓在慢慢形成,也对世界未来的发展方向形成了一些看法。”

      

      中国已进入世界工厂第二阶段

      10月17日,上海华亭宾馆,奈斯比特和他的中国拥趸一起,度过了一个美好的下午。奈斯比特讲述了他的中国情结,预测了中国未来的机会在哪里。他说,未来就是现在,外围就是中心。

      在他眼中,中国成为了“世界的加工厂”,但他发现中国与其他“世界工厂”有一点不同是,中国已经进入了世界工厂的第二阶段,已开始为世界其他国家设计一些产品。“根据我的观察,我看到了这样一系列的事情前前后后发生的变化。整个中国从为人家做产品,到自己做自己的产品,到给自己设计产品,我看到了整个中国的进步。现在中国在价格、质量、设计方面都在非常的努力。从所谓革命性的阶段,进入到进化性的阶段,就是说中国的发展变得越来越优化了。中国现在是世界的工厂,是世界注目的一个中心。中国并不是铁板一块,实际上,中国有很多类似像硅谷、有着创造力的小地方创造起来的一个大的集合。”

      

      经济全球化不是你死我活

      奈斯比特观察到,随着中国的兴起,中国成为了一个新的被攻击的目标,他认为是来自这样几个因素所造成的。就是三个词的首字母:FUR。F表示惧怕,U是不确定性,R表示反感。在美国,有一些人很怕他们的工作要没有了,随着中国的兴起,他们感觉中国人要抢了他们的工作,他们对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所以对中国也很反感,实际上在美国失业率只有4%,但他们还是很怕。“在这个充满变化的时代,像欧洲这样的一些国家,保护主义太强了,他们太不喜欢新的变化了,我认为欧洲正在自掘坟墓。”

      奈斯比特说,中国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是惊人的,可是中国要赶超美国,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我的11个定见中,有一个是要看最终的结果,看一个比分,就像体育的比赛一样,要看最后的结果是怎样的。中国现在的经济总额是3万亿美元,美国的经济总额是13万亿美元,美国经济不会就站在那里等着中国赶上来的,美国的经济是有自我纠正能力的,因为美国的经济并没有很多的繁文缛节来束缚它。如果中国经济一直保持10%的增长速度,也要30、40年后才可以赶上美国,但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不是去赶超美国,而是应该造福于中国人。”

      “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现在的发展将会形成一个世界的大经济体,要达到这个终点,还需要很多时间,但这就是我们前进的方向。”他说,“还有一点,我要强调全球性的经济并不是一个你死我活的游戏。有的人就有这样的一种定见,他们就认为,如果中国起来了,那么另外一个国家就必然会弱。其实不是这样的,整个‘饼’正在变大,每一个国家都会得到这‘饼’的更大一块。”

      

      教育是经济发展第一要务

      奈斯比特一直认为政府理应起到的作用是创造并去培养环境,让经济可以更有效的发展,能够让企业和企业家得到很好的成长。他看到,这些就是中国正在发生的。

      他说,政府的职能应该有两点,除了以上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是重视教育,教育还是整个经济发展的第一要务。“随着现在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人才的交流不断频繁,经济发展第一要务还是教育的发展。我认为现在世界上发生一个最激动人心的事情就是人才的外包。这就是我所谓的大规模的人才定制,现在全世界各个地方,人们对人才的需要都是很有特定性的,根据个性的需要,人才的培养也进行个性的培养,让他们满足世界各个地方对人才个性的需求。最好的人才都会流向最需要的地方。

      ■人物对话

      “股票将会永远影响我们的生活”

      ——专访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

      ⊙本报记者 宦璐

      

      约翰·奈斯比特很愿意和我这位来自中国财经媒体的记者聊聊中国的未来。他说,他的下一本要写的书是《中国大趋势》,他将和他的夫人在中国住一段时间,观察中国发生的一切。在上海的一个咖啡馆,约翰和他的夫人与记者进行了一番对话。

      

      中国未来最大的威胁就是“竞争”

      上海证券报:您预见中国未来的时候,有没有感觉中国前进道路上有哪些威胁?

      奈斯比特:一个词,“竞争”,全球的竞争。虽然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了世界工厂的第二阶段,已经开始有些研发,但别人不会坐在那里等着让你发展的,竞争是各方面、无处不在的。所以,我认为对中国最主要的威胁就是来自全球无处不在的竞争。接下来,非洲的一些国家可能也会起步,他们可能会成为新的世界工厂,就会成为中国的竞争对手。

      上海证券报:中国改革开放到现在接近30年了,西方世界一直在做预测,说中国按照西方的发展规律,速度应该减缓,但我们30年来一直在保持发展,您认为未来中国会一直按照这样的方式保持快速发展还是会在某一阶段停下来?

      奈斯比特:中国的未来,百分之百由中国人决定。

      上海证券报:您如何看待中国和印度的竞争?

      奈斯比特:这是现在西方经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下一个超级经济大国是哪一个,是中国还是印度?我觉得这种说法就是很可笑的。现在,我们谈论所谓的“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人人往往认为这四个国家是应该去投资的。这个说法认为2050年的时候,这四个国家将成为世界上的经济热点。实际上我们说不应该等到2050年,这四个国家里面,我觉得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相比,没有很大的竞争力,只有中国才是有很大希望的一个国家。

      

      未来最重要的人才是创业型人才

      上海证券报:您有没有预测到今天中国的股票市场会有如此迅猛的发展?您有没有买中国的股票?

      奈斯比特:股票将会永远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但我个人从不买股票。需要提醒投资者注意的是,他们真正应该买的是公司的价值。

      上海证券报:在亚洲,什么样的人才会是未来最重要的人才?未来甄别人才的标准是什么?

      奈斯比特:只有一种,创业型人才。中国人仿佛有着创业的基因,他们在世界各地做生意。只要政府允许,他们可以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

      上海证券报:您能否预测一下在思想、文学艺术方面未来会有什么大的创新?

      奈斯比特: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一切都在显示,文学、艺术都有一个新的复兴。我们都是人,我们关注的还是人性终极关怀。整个世界发展有两个趋势,一个是全球化,还有一个是分散化。同时,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两件事是同时存在的,一个是在经济上大家越来越相互依存,在文化上,大家还有区别。我们在经济上越来越依存别人的同时,会越来越重视自己的文化传承及自己的文化遗产。中国越大限度的和世界经济融为一体,中国经济的特色越发明显。

      

      唯有“男女平等很快实现”的预测

      不太准确

      上海证券报:在您的预测中,有没有发生过被证实是错误的情况?

      奈斯比特:至今还没有。但我预测未来男女平等会很快实现,这个说法不太准确。我预测到了男女平等,但未料到这个结局发生得特别慢,不是我想象中那样很快变成现实。

      上海证券报:未来学家和所谓的“占卜家”有什么不同?

      奈斯比特:未来学家比“占卜家”挣的钱更多。(笑)

      上海证券报:未来学家的日常生活和普通人有什么不同?

      奈斯比特夫人:啊,就是不停地开车,到处演讲,然后就是不停地到处旅行。(奈斯比特夫人说话间,递给丈夫一杯从星巴克买来的咖啡。奈斯比特一看到咖啡,就兴奋地手舞足蹈,向夫人做“飞吻”的动作。)

      ■相关报道

      我将写《中国大趋势》

      ——奈斯比特讲述他和中国的40年情缘

      我跟中国的交往已经有40年了,我第一次来中国是1967年。

      我去的第一个地方是太仓,当时我们吃的饭不怎样,但娱乐很好,当时我们在观看表演的时候,看到有一些人在“吞火”。40年前太仓一切显得还是很“原始”。这次我回中国时,特地带我的夫人回太仓去看了一下。我们和太仓市的市长在一起,他告诉我们,太仓市已成为一个文化名城,帕瓦罗蒂演出过,去年马友友也在这里演出过。从过去的“吃火”到现在马友友的演出,这一系列的变化,对我来讲可能就是可以展现出中国这40年来发生的变化。

      1979年,邓小平先生访问美国的时候,我见到了他。当时他的行程之一就是到亚特兰大参观那里的福特汽车厂。当时,福特汽车厂一个月的产量相当于中国一年的产量。

      大约12年前,我在北京和江泽民先生有两个小时的会面。我想和你们一起分享的就是,江泽民当时问我,“你认为在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这是12年前他问我的一个问题。我说,我恐怕不敢说我能向您讲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在经济方面,毕竟您是这个国家的领导。当时我说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保证中国大型国企的效率,同时又不造成大量的失业。我们都同意,这是很难保持的一个平衡。

      我下一本要写的书是《中国大趋势》,我夫人和我将要在中国住一段时间,观察中国发生的一切。

      (本报记者宦璐 整理)

      □本版图片

      均为本报记者徐汇摄

      ■人物简介

      约翰·奈斯比特是一个永远响亮的名字,这是一位具有全球影响的神奇人物,他曾以《大趋势》和《亚洲大趋势》两部著作奠定其作为未来学家的坚实地位,并始终以高瞻远瞩、洞悉一切和敏锐感知未来的能力永远独领风骚于他同时代的众多学者之上。

      约翰·奈斯比特早年曾涉足政坛,1963年被肯尼迪总统任命为教育部助理部长,后被聘为约翰逊总统的特别助理。离开白宫后,奈斯比特供职于IBM,1967年突发奇想“下海”创业,其时39岁。

      在自己创办的都市研究公司里,奈斯比特使用自创的“内容分析”方法研究美国社会。所谓“内容分析”方法,事实上就是广泛收集各地报纸,每天对这些报纸的内容进行分类编排,建立索引和分析比较。都市研究公司定期作出研究报告,并兜售给一些大公司和图书馆。当年在全球畅销1400万册的《大趋势》一书的蓝本正是这些定期作出的研究报告。

      奈斯比特始终对亚洲的前景保持着乐观的态度,在前几年与他人合著的《亚洲大趋势》里,他预言亚洲将会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奈氏对古老的华夏文明也寄予厚望,希望它能“有助于我们在高科技时代寻求人性的意义”。

      ■相关链接

      奈斯比特1982年的预言

      ◎“在工业社会里,战略资源是资本。在信息社会里,战略资源是信息。”

      ◎“我们现在大量生产信息,正如过去我们大量生产汽车一样。而这种知识是我们经济社会的驱动力。”

      ◎“一个网络组织中最重要的就是,每一个人都是中心。”

      ◎“将来,读者不会接受编辑让他们看的东西,而是告诉编辑,他们想看什么。”

      ◎“等级制度迫使人往上爬,而网络组织则将权力赋予他人。”

      ◎“在未来的企业中,每个单位越来越小,创业型单位和参与型单位越来越多。”

      ◎“社会的基本单位正由家庭变为个人。”

      ——摘自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