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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央视政论大片《大国崛起》热播后，大国崛起一直是个热门的公共话题。纷纷扰扰中，真知灼见纷至沓来，但信口开河的也不少。正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中，笔者最近又细读了《论经济“奇迹”——法兰西学院教程》。本书作者阿兰·佩雷菲特先生是法兰西科学院和政治科学与伦理科学院的两院院士，他战后在几届内阁中担任部长，后来退出政界，转入学界。他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走访过世界几大洲，也多次到访中国。1994年，应法兰西学院的邀请，作为客座教授，他就发展的社会属性比较做了一系列讲座。本书就是根据这次讲课整理而成的。虽然已经过去了十多年，但其思想认识价值没有一点贬降。
“奇迹”是本书的关键词。在世界历史范围内，为什么发达是少数国家的现象？为什么“不发达不是一种丑闻；但发展却是一个奇迹”？佩雷菲特先引用别人的见识来解释“奇迹”，而他则从探寻奇迹发生的原动力、初始条件、非常规现象入手，试图探寻出奇迹的后发优势、常规现象。基于对世界近现代500年历史的考察研究，他对奇迹的出现有两种初看起来大相径庭且不无矛盾的看法，一种是，一个经济体除非内部发生根本转变，一个奇迹是罕见、偶然、难以模仿的，一个民族可以自我发展，但无法去发展其他民族。至多，这个民族可以帮助他们促进某些次要条件的发展；另一种是，不同的社会进入奇迹有先有后，它们通过传播竞争和渗透，使奇迹从一个国家转到另一个国家。乍一看，似乎有点逻辑混乱，但再一想，这两种看法其实可以并行不悖，同时存在，因为这两种情况同时存在，有的国家能够超越传统、改变自我，能够模仿别国，而有的国家却拒绝变化，更拒绝学习。
奇迹的原因是深藏不露的么？对大多数人来说，也许是这样的，但对少数有历史感、有深广视野的智者，则是否定的。佩雷菲特显然属于少数后者。在本书中，他对那些少数创造了奇迹（如荷兰、英国、美国、日本、德国等）和许多有条件、有机遇而未创造奇迹的国家都有详略得当的解析。二战后，美国投到拉丁美洲的资本同投到西德的资本在总数上是一样的，但在拉丁美洲，如此规模的投资与其说带来了经济增长，不如说滋养了依赖思想和通货膨胀，所以佩雷菲特不认为马歇尔计划是西德奇迹的必要条件。谈及西德奇迹的原因，佩雷菲特强调的是伦理，这就是：强烈要求走出困苦和摆脱战败国地位的意愿，创新精神，相信重建将在经济领域中发挥作用，而政治的作用仅限于简单的调节。而这些正是拉丁美洲还有印度等国所缺乏的。
佩雷菲特还特别强调，社会伙伴的相互信任可以大大提高经济效率。荷兰奇迹与德国有相同之处，只是佩雷菲特对此没有展开。关于荷兰奇迹，史家曾有两种大异其趣的见解，一种认为荷兰幸运地拥有优良的自然地理条件，另一种却认为，荷兰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环境相当恶劣，而它之所以创造了奇迹，在于它敢于迎接挑战、勤于创新。笔者认为，后一种看法更有道理，在世界历史范围内看，自然禀赋比荷兰差的还有，日本的自然资源也是极端贫乏，可它的经济却是数一数二。那么日本崛起的最必要条件又是什么呢？佩雷菲特强调：“了解日本奇迹的第一把钥匙很容易理解，甚至可以做出具体估价，这就是自德川时代以来日本的高水准教育。”
日本的教育确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优点，1871年，日本成立了文部省，推出的法令开宗明义：“学习是个人独立的基础，每个人都应该得到教育。”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思想大师福泽谕吉也说：“大学教育应该让人具有独立精神，而独立是不能靠政府的命令得到的。”反观中国的教育，专制统治后期的科举制是为了造就皇家的奴才和民众的老爷，1949年之后的教育突出强调培养又红又专的螺丝钉，进入21世纪，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但做法是大学扩招，而扩招的提议一时被认为竟是教育产业化可以化解眼前难题，是刺激消费、拉动经济的衍生作用。现在大家应该清楚了，大学扩招究竟是教育的偏方，还是搞经济的偏方。因为大家看到的结果是，大学的规模上去了，可是离培养独立、自由、富有创造力的新人的目标却相去甚远。
在佩雷菲特看来，中国显然是一个有禀赋、有条件、也有机遇创造奇迹而没有创造出经济奇迹的国度，对此，他是有些遗憾的。他引用马克斯·韦伯的一句不太为人所知的预言：“既然资本主义作为现代文明使技术和经济得以发展，中国人十有八九不是比日本更有能力，也是同日本一样有能力吸收资本主义。”韦伯显然太过乐观，也太小看了中国传统力量的阻碍作用，他似乎没有看到，在古代中国，历来是居于高端的少数统治阶层的人把自己的特权专利看得高于一切。康熙算是对学习西方先进科技文化极有兴趣，但大多仍限于在后花园，而在朝堂之上，在黄头文件上，却还是霸王硬上弓，力推儒家的经世治国那一套。西方资本主义在他眼里是洪水猛兽，不合他大清的国情。
创造奇迹的资源最终当然还在人的身上。综观全书，佩雷菲特始终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因素对创造奇迹的关键作用，当然，在说人时，他也没有一视同仁，他更强调“关键的少数”的决定性作用。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在创造奇迹的舞台上，编导、主演总是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