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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07年以来，有关中国银行业的讨论正呈现一种日渐乐观的氛围。一方面，中资行财务报表全面改善：不良率逐步下降，拨备率大幅提升，赢利增速令人炫目。股价一路攀升，几大国有银行的市值甚至跻身世界前十。
另一方面，从国有大型银行到股份制银行，纷纷涉足混业经营，力图打造金融产业集团，甚至跨出国门，开展海外并购，谋求成为国际性银行。这些景象都很难使人联想到仅仅在两三年前，中国银行业还是一个被国际舆论认为已在技术上濒临破产的行业。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一些隐忧。首先，贷款依然是中资银行的主要赢利手段，一旦未来经济转入下行，中国银行业是否会重现上世纪90年代梦魇，发生大规模的坏账，中国银行业中的那些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等经典问题将来是否会大规模重现？
另一方面，随着今年以来中国进入加息周期、人民币升值幅度加大、以及国际上发生次债危机，让我们也意识到中资行在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衍生品投资方面，面临很多新挑战。
银行本质上是经营风险的企业。但诸此种种挑战，中资行是否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该问题在目前各家银行均大幅推进战略转型，谋求综合经营、甚至“看起来似乎有些激进的”进行海外扩张的背景下，愈发显得紧迫。
为此，本期圆桌对话，我们特邀以下四位嘉宾共同探讨“中国银行业风险管理的现实与挑战”。
□主持人：谢晓冬
□嘉宾：中国工商银行风险管理部总经理白涛、香港美林（亚太）结构化衍生产品部总监彭一凡、中国银监会国际监管部处长陈颖、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应用金融系副教授、金融风险管理工作室主任陈忠阳
一、内部治理：风险管理能否摆脱“花瓶”尴尬
记者：几年来，通过股改上市，中资行在风险管理方面也做了很多改变。但很多论者仍认为其“形式大于实质”。一些银行风险管理部门的人士仍抱怨说他们是一个“花瓶”角色。为什么会这样？您怎么看？
白涛：不能这么说。事实上经过近几年的发展，我认为中资银行风险管理水平已经有了实质性提高。以工商银行为例说明：1999年以来的8个年头里，工行的新增不良贷款并没有剥离，8年来外部环境变化很快，但新增贷款不良率始终控制在2%以下的水平。
导致中资行的这种提高，我认为有五个方面的关键性变化：一是在法人治理结构中更加突出风险防控的作用；二是风险管理技术水平有了较大提升；三是突出了风险管理的平衡与制衡作用，风险管理的独立性大为增强。四是日益重视信息技术的采用；五是积极实施人才战略，建设了一批专家型队伍。应该说，这些变化显著地改善了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提高了经营效率。
当然，尽管中资行近几年对风险管理的强化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与经历了几十年技术开发与数据积累的国外先进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相比，确实还存在一定差距。但风险管理水平优化只能是一个渐进过程，不可能短期内马上见效。
陈忠阳：我们或许可换个视角看这一问题。中资行几年来风险管理水平确实有了很大提高。但同时其面临的风险管理环境也更加复杂。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关注的挑战。
市场风险方面，由于利率市场化的推进、人民币汇率浮动幅度的增加，以及股市的发展，银行经营因上述市场要素价格变动所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大；竞争方面，由于银行业的全面开放，处于劣势的我国银行在国际竞争中可能被迫进入市场中风险较大的一部分，面临风险环境恶化；监管方面，随着新巴塞尔协议的启动实施，我国银行风险管理将面临与国际接轨的更加系统和严格的监管要求。
还有就是治理环境的变化，即银行股东和债权人对银行风险管理的要求正明显加强，银行如对此不加以应对就可能面临法律诉讼。我国银行在股份制改造和争取上市过程中不断加大对风险管理的投入，包括风险教育、咨询和软件系统建设，其现实目的之一就是博取市场投资者或者战略投资者的青睐。
这些变化已为我国银行业的风险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经济周期：宏观调控背景下的银行个体决策系统选择
记者：中国银行业的真正风管水平要在经历经济下行阶段时来考验。中国会不会在未来再度重现大规模的坏账的情况？
白涛：宏观经济与银行业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银行体系的良好运行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经济波动也直接影响了银行业的发展。这里我可以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1980年德克萨斯州10家最大的银行中，1970年—1980年间增长最快的银行都倒闭了，唯一存活下来的一家银行是增长最慢的银行，这说明贷款增长最快的时期也往往是危机增长最多的时期。
这个例子生动地说明了经济周期与风险控制的关系，即商业银行一定要保持合理的发展速度，经济发展再热也不能放松风险管理的标准，最低的评级要求、最低的信息提供、最低的风险缓释措施等经典的标准绝对不能轻意放弃。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片面追求发展速度而发放大量低质量贷款是不科学的。
记者：我们看到，为了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政府进行了宏观调控。这是否意味着，银行业也要主动适应宏观调控？
白涛：近几年，我国宏观经济有偏热迹象，国家加大了调控力度，利率、汇率等市场参数波幅上升。应当说，宏观调控利于不断优化经济运行和促进产业发展，但这也对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商业银行主动适应宏观调控，有利于保持长期稳健发展。
就这方面来说，我认为银行要做好五个方面工作：一是信贷政策方面要与国家产业政策合拍；二是要对贷款客户实行名单制管理，积极发展高端客户，退出高风险客户，调整客户结构；三是提高信息技术来支持信贷政策的执行与调整；四是要积极应用先进的风险管理技术，比如压力测试、情景模拟和敏感性分析等手段，做好信贷风险的预测与预警，为信贷进退提供依据。
还有就是要建立不良贷款的消化通道，在当前经济发展较快、银行经营效益较好的时期及时消化包袱，不要积累风险使问题变得复杂。前几年商业银行剥离的不良贷款便是风险不断积累的结果。日本在90年代金融系统因大量坏账出现问题，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就是当发现问题时没有及时处理消化，而使问题越积越多，最后无法收拾。
归根结底，商业银行要有稳健的风险偏好，在经济偏热时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盲目冒进；要建立良好的风险偏好传导机制，使各分支机构步调一致，令行禁止。
彭一凡：我认为，首先要强调的一个观念是，分散化的个人决策系统比由中央政府集中的决策系统要更有效率。事实上任何经济体都有一个自动调整的震荡，当这个调整来临的时候，就会产生痛苦，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以多大代价来消化这种痛苦的问题。
以次债危机为例，我想尤其要防止的是监管机构从中得到的教训是要集中防止风险，如通过政策制定一个统一的房贷首付比例。与此相反，我认为，中国更应该坚定地推进分散化的决策系统的建设。
经济决策的关键在信息处理。在信息不明的情况下，越集中到宏观来统一处理，可能风险反而越大。中国目前的金融信息基础实施不健全，宏观信息处理其实就更加模糊，一刀切的政策就更加混乱。
三、自由竞争：定价模型如何抗衡对手报价
记者：那如何看待竞争对银行风险管理的影响呢？当我们以前批评中国的银行不够商业化，因此并不注重风险管理时，现在我们会常看到，由于竞争激烈，许多银行在贷款定价时不是依据风险定价模型的测算结果，而是看对手报价。这是不是对中资银行风险管理水平的提高也是一种伤害呢？
白涛：风险管理是在发展与质量、成本与效益之间进行取舍的科学，是一门平衡的艺术。如果说商业银行的前台营销部门为拓展市场与业务，不断在“踩油门”，那么风险管理部门则通过“踩刹车”的方式来调节业务发展速度，确保商业银行在安全的基础上稳健发展。
调整定价是风险管理的一个重要手段，商业银行开发了各类定价模型，通过参数调整来使定价更加贴近市场、同时也反映自身的风险偏好。模型输出的是定价的理论结果，如提供定价应该在何种水平、收益会怎样等信息，是业务决策的参考依据之一。实际中商业银行的产品定价还要受制于经营成本、市场供求、风险偏好、交易对手报价、议价能力等多种因素影响，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
成本控制好、产品创新能力强的商业银行会在定价中取得市场优势，这其中风险管理能力起着关键的作用。商业银行只有不断加强风险管理，提供差异化的产品与服务，准确计量各类风险因素，才能在竞争中取得优势，真正达到以质取胜的目标。
陈颖：基于量化模型的风险管理固然可以更为准确地计量风险、合理定价，但是在目前竞争如此激烈的全球金融市场中，风险成本只是定价的一个组成因素，金融产品的价格更多还是取决于供求。尤其对于标准化产品，定价多数都是跟随型的。
在这种情况下，要取得竞争优势，就要通过不断创新。在竞争的条件下，作为应对，银行不断从机制、管理、产品、工具等多方面进行创新，并以此获得利润。
同时，创新引发的风险会促进更为先进的风险理念和手段的产生，促进银行业风险管理水平的提高，并进而提高银行的竞争力。但在特定阶段，由于创新引发的后果的复杂性，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的提高有时会稍显滞后。随着银行对市场依赖显著增强，这种挑战越来越大。例如目前次债危机所表现出来的情况。
彭一凡：不用担心竞争对中国银行业风险管理水平提高的影响，相反，中国银行业现在的关键问题是竞争还不够。金融资产目前更多的还是掌握在国家手里，集中度比较高。应允许私人资本进入金融业，提高金融业的竞争程度。这一点是长期战略的关键，金融资产集中在国家手里不见得就是安全的。
当务之急，是应降低私有银行的进入成本，增加竞争。经济和银行的本质就是信息。只有有效的不扭曲地处理信息，银行业才能发展。而竞争将帮助中国银行业实现这一点。
提高银行业风险管理水平最好的途径就是让竞争机制在银行业发挥更多作用，让他们能够更加独立自主地进行决策，减少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对他们经营的干预。
四、次债危机：
基础设施建设缺位下的金融创新
记者：如上所谈，通过市场化改革，在银行业引入更多的竞争，有助于推动银行业创新，并进而提高风险管理水平。但我们也看到，上世纪80年代金融创新浪潮以来，银行业应该说风险管理也很大提升。但为什么在目前的次债危机中，一些大的知名银行也从中受到很大影响？究竟什么环节出了问题？
陈颖：如上所述，对于标准化产品，定价多数都是跟随型的。在这种环境下，一些银行为尽快将传统信用风险分散化、迅速获得流动性，通过证券化和信用衍生等技术将资产出售给多元投资者。它在使银行迅速转移潜在高风险的同时，也使银行对市场依赖显著增强，这给银行的风险管理带来很多挑战。
首先，由于发起行不一定将资产持有到期，潜意识可能放松初始信贷标准，潜在风险被市场繁荣及流动性充足所粉饰，不良贷款开始积累。其次，与传统银行账户资产相关的交易账户风险暴露增长迅速，交易账户中由结构性信贷产品交易引发的风险更加复杂。同时，交易账户的增加反过来又会引起与传统信用风险暴露相关的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暴露的增大，其风险暴露正日趋复杂和难以计量。
本次美国次级按揭贷款引发的市场震荡，即考验了新兴投资者，尤其是大量投资于结构性信贷资产的投资者在市场萧条压力状况时的反应。此外，发放初始金融产品的机构在面临衍生品交易对手违约、投资者要求补偿其损失时，要充分考虑风险转回影响。
彭一凡：次债危机的产生，反映了市场机制、金融创新等因素出了一点问题。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对这些取向发生怀疑。事实上，80年代以MBS为起点的金融信贷证券化产品创新，很大程度上改良了银行的贷款结构。这不但使银行更加有效地运用他们的资本，同时也提高了信用市场的流动性，这对于市场更加合理的贷款定价起了积极作用。同时，提高了社会房屋拥有率，为长期经济发展带来了好处。
从金融创新的历史来看，在没有这些工具的80年代初，利率的大幅度变动曾一度令许多银行破产，现在则要少得多，整个金融系统变得更稳定。而推动金融创新的正是市场机制这个“分散化的个人决策系统”。
当然，分散化决策系统的有效运转需要一些前提条件：如决策者理性、社会信用评级激励机制完善、合意双方信息对称、价格信号准确等等。事实上，次债危机所反映的并非这个系统本身出了问题，而恰恰是这些前提条件没有得到很好保证。
风险定价问题反映了目前信用评级技术的局限，但其也有客观困难。由于现代金融创新步伐非常之快，有关这类产品的一个数据整体图画尚未完全显现，使得对这类产品的违约相关性研究非常薄弱。市场定价环节的问题不是哪一家金融机构可以单独解决的，即便每家银行单独的风险管理能力很强，也不足以应对这种风险。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真正应该总结的教训是如何进一步完善金融基础信息实施建设、加强信息透明度、降低信息不对称，完善风险定价所依据的信用评级基础数据和相应技术等等。而不是对市场化取向和金融创新抱有戒律。
记者：如何通过次债危机考察金融创新导致的新风险？
陈颖：新的业务模式使信用风险超越了传统领域，广泛分布到银行系统以外的整个金融市场中。从近期看，市场繁荣时期信用风险缓释工具和证券化等转移风险的能力固然有效，但在市场、信用和流动性状况不尽如人意的时期，这些风险转移手段的抗压力能力仍然较弱，甚至还会因其分散化效应将问题的种子散遍全球的各个角落。
而现有监管手段，如反映资本充足性的资产负债比率、预测贷款组合潜在损失的措施，或基于日常风险值（VAR）计算的交易账户风险管理措施等，已不再完全适用于新的业务和管理模式。所以，相对于金融创新给银行风险管理带来的挑战，对于监管者则挑战更为巨大。
彭一凡：次债危机涉及到微观机制和宏观效果的关系，并提出一个管理系统和政府应发挥何种作用的问题。我还是想首先强调，经济历史已经证明一个分散化的决策系统比一个集中统一的决策系统更有效率。因此，政府的介入必须以不损害这个分散化的微观决策机制为前提，并着眼于维护宏观的经济和金融稳定。
中国如果要从此次次债危机中吸取教训，管控风险，就应该着力推进分散化决策系统建设，从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立信用激励机制、加强信息透明度，降低信息不对称等角度着手。相反，政府应该避免诱惑，继续集中到宏观层面统一处理。如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房贷经营做出一刀切、硬性规定首付比例是多少等等。
五、 战略转型：
化解混业经营风险与国际化潜在风险
记者：中国银行业正在进行战略转型，涉足混业经营并谋求国际化，在这方面，风险管理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白涛：目前混业经营已是大势所趋。银行进入其他金融领域，首先要建立内部“防火墙”制度,防范风险在不同类型业务之间相互影响。特别要防止内部关联交易使资金流动失控，风险传染把整个银行拖入困境；此外，还要优化不同类型业务风险的汇报路径和监控体系，通过严格授权管理来控制各类风险敞口等。
陈忠阳：我认为首先的挑战是要更新对风险的认识。现代银行风险管理已将风险从“损失的可能性”的单侧概念发展到“同时注重盈利可能性”的双侧概念，并因此带来经风险调整后的业绩衡量（如EVA和RAROC）和经济资本配置等现代风险管理方法的出现。
由于风险可以进行适度主动承担，并带来市场竞争力，这就要求金融机构在机制上将盈利者，尤其是创造巨大盈利的明星交易员纳入风险管理的视野，而并非仅仅关注损失制造者。
另一方面，由于操作风险的基础性和损失规模巨大，以及我国银行不良资产中相当一部分主要是因为内部控制漏洞和操作风险管理失败而造成的，我认为，基础制度的完善仍是我国银行目前加强风险管理的首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