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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生身上有很深的时代印记，他先后提出了中国价格改革双轨制、国有资产经营责任制和试点及股权分置改革，不倦学习，使他能以持久不懈的精力研究我国改革最前沿和最具挑战性的经济理论和实践问题。
⊙本报记者 卢晓平 倪小林
在北京北四环路边上的一座大厦，我们见到了华生博士。这次采访从年初的动议到今天成行，已经过去了大半年时间。原本在股市冲高的时候采访华生是想听听他对市场趋势的看法，眼下市场风云变幻出现了很多新的情况，当华生如约接受采访时，我们却把注意力从市场移出，更多想去了解他的人生和他作为一个学者的研究。
交谈中一个海外学子对于国家经济发展的关注，社会进步匹夫有责的情结，不时从华生严谨缜密的思维和逻辑严谨的叙说中流露出来，形成无数思维的火花精辟的点睛之语。此时，我们才发现他的人生与他对我国经济改革以及资本市场的思考和研究完全无法分出彼此。
“学者”情结挥之不去
华生如今的身份是燕京华侨大学校长，但听说他把硕大的企业集团交给老同学们去打理也不过是最近的事。由此看来，华生从1997年开始就为股权分置改革鼓与呼，相继撰写了数十万字的研究报告和建议几乎都是“业余”研究的成果。
我们采访那天，正好是中国石油回归A股市场领跌的第二天，我们的谈话很自然就从人们议论最多的蓝筹股泡沫开始了。怎么看待这一问题？华生此时用了哲学的表述方式：我认为主要是看问题的角度。
“这与当年股权分置改革初期很相似，有很多人没有看到海外上市公司回归对于市场持久影响的重大意义。”华生很平静地表述着他的观点，“我在中石油上市之前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谈过回归会产生高估和下跌，理由是它以这样小比例上A股市场 ，2%的上市比例相比H股11.79%而言太少了。上市后必然引发资金追捧下的定价不合理，出现A+H巨大的价差。如果市场参与者都有10%以上比例上市的大蓝筹回归预期，市场供求关系还会导致蓝筹泡沫出现吗？”
华生是在反问我们，其实我们看得出来那是一个很肯定的答案。
他认为是因为在第一家海外上市公司回归A股就形成了一种潜在的预期，比例很小，因此定价一定偏高。如果说市场是感性多变的，那么学者的目光一定是落在引发变化的诱因上。他说“我从不预测个股”，那是因为学者对世界的感知是通过无数个案例，借助由学识的积累而产生的洞察力来观察其规律，对于学者研究来说个股只是数据不是结论。当然这也是学者和股评家的分水岭。
董辅■先生曾经评价华生：经商与做学术研究相比，他更适合做学术研究。借用这句话来说，华生更适合对市场进行宏观把握和研究。
此时，华生谈兴更浓了，他给我们讲起了一个他在英国留学时亲历的故事。1980年代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推进国有企业民营化改革，华生作为一名留学生正在英国念书，那是他也可以与当地公民一样通过购买股票参与其中，也就是说在人人都可以买那些国有企业上市的股票。不过撒切尔政府在国有企业上市时采取了一个均购原则，一旦新股认购数超过发行量，首先按小额申购者需要平均分配，为的是让公众能够切实分享国有财产，而那些投入大额资金的申购者的申购则作废。最终，只要参加购买国有企业股票的普通公众，都能获得一定数量的股权，避免了按资本实力分享国有资产的弊病。这也是他90年代回国给中国证券市场提的第一个建议。
20世纪80至90年代英国的经济变革，给华生的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在英国牛津大学学习，以及在剑桥教书的那些日子，形成了他观察资本市场制度建设独特的视角。多年来他的研究几乎都集中在资本市场制度建设上，他反复强调：有什么样的市场制度，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投资人，产生什么样的社会投资心理！
我坚持：改革是一个历史时代
和华生交谈中国经济改革，有几件大事情是绕不开的。一是中国价格改革双轨制的提出，一是国有资产经营责任制的提出和试点的推进，一是股权分置改革。我们知道这三件事情在我国经济改革30年中都具有非常重大的影响。
对于第一件事情他回忆说，那是1984年他在社科院念研究生 ，他参加了当时的一次征文活动并入选了。他后来才知道这不是简单的征文活动，是当时政府想借助青年学者的热情和智慧及创新能力，获得新的改革思路和启发。那次征文活动之后，入选文章者都参加了改革历程中十分重要的一次“中青年理论研讨会”，也就是被社会俗称的“莫干山会议”。当时，城市经济改革已经开始，城市改革遇到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僵化的价格体制。对于价格体制是放还是调，争论异常激烈。当时他和其他几个青年在会议期间提出了一个观点叫“放调结合的双轨制”。所谓的价格双轨制就是，计划内调整计划外放开，最终实现价格的平稳接轨。
他们提出的方案受到了关注。后来，价格体制改革形成了一个总报告后边有两个附件，一份讲调价思路，另一份是华生主笔——用自觉双轨制平稳地实现价格改革。中央领导很快就批准了，价格改革从此开始了双轨并行的历史。
华生搞研究几乎是不间断的，1985年下半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企业承包经营改革阶段，此时他和同伴们研究的有关国有资产经营责任制问题论文，于1986年发表在《经济研究》上，文章明确提出为什么要专门成立独立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为什么要有责任人来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还明确提出了要对国有资产经营进行评估、考核和收益分享等等。
华生等人提出的思路最后经过批准，开始在沈阳、重庆、南京、武汉等进行试点，他一直奔走在几个城市协助国有资产改革试点工作。在2003年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正式成立后，一直对资产经营兴趣很大的华生认为，由于现在政资不分产生的垄断，虽然给国有资产带来了收益也带来了不少问题，引起了各界的批评。“因此 这也是我下一步要关注研究的问题”。
第三件事情是股权分置改革。“当时我是从英国回来，重点研究了中国股市的股权结构和制度建设问题，1997年我写了1万多字的《中国股市经济学思考》，在文章中第一次提出A股含权和股权分置改革问题。”其后，华生乐此不疲地为推进此项改革建言献策，总计写有数十万字的报告和建议。
华生是幸运的，这是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幸运。中国经济改革中那些骄人的成绩在农村改革后主要是从价格改革开始，海外经济学界曾经评价，那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后来美国一些知名大学已将价格双轨制作为经济平衡过渡的重要案例搬上了讲台。
中国改革的持续进行带给华生的思考是严肃的，以至于我们说到，现在该如何来看待改革成果时，华生很不客气地“回敬”我们：“我坚持说改革是一个历史时代，它太深刻的，无法用简单的成就和结论来给它定性。中国的改革之所以深刻，就因为它引起的变革是从经济到文化乃至政治和社会方方面面。”听着华生对“无法定性”的解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从青年学者成长为中年学者对于这段刻骨铭心历史的珍视！
回报——也是我人生的座右铭
快要结束采访的时候，华生告诉我们：我的兴趣在研究。我们近两个小时的采访的确在不断感觉到他的理性和睿智，和他交谈的话题一直很沉重。当我们问及他下一步还有什么课题时，他毫无保留地说目前要研究的问题是A股国际化、整体上市和发行制度改革。他认为这些问题不解决，资本市场就不可能真正健康持久稳定发展。
我们理解这是一个知识分子自觉意识到的一种社会责任。
面对一个倾心搞研究工作的学子我们有些不解，他既然心系经济研究，何苦还要去办学？那毕竟要花费很多精力处理日常事务性工作。他沉思了一阵，简单说了一句“不为什么。”很明显他没有准备好怎样回答我们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
但是很快地他调整了一下思路，反问我们：你们知道华侨大学的校训是什么吗？我们当然只能摇头：不知道。
他说：“我提出来就两个字：回报。
他解释说，“因为华侨大学是海外华侨捐资办起来的，这是海外学子对于祖国母亲的一种回报方式，另外我以为国内很多人是没有条件出国留学的，我们在国内开办一所全英语教学的大学，让在这里学习的学生能够获得一种与留学学习一样的感受，也是我们海外学子为社会力所能及的。再一方面，我要让在这里学习的学子懂得报恩，将来要回报社会，回报家庭，回报那些捐资助学的华侨们。”
当然，“回报”也是我自己的座右铭！华生很自信地说。
“我把回报作为校训后，一次南下浙江发现了一副很有意义的对联，立即抄回来写在校训的两侧：上联是：世上几百年旧家无非积德，下联是：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
我们面前的华生显然已经退去了评说资本市场的敏锐风格，完全沉浸在对人生思索的遐思之中。我们在交谈中了解到，他已经过去的人生几乎是与书结伴而行的。他告诉我们早在1978年他就写出了自己的第一篇论文《应当实行资金利润率》发表在《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一期上。
华生身上有很深的时代印记，他之所以能以持久不懈的精力研究我国改革最前沿和最具挑战性的经济理论和实践问题，读书帮了他很大的忙，他实践了一个人们长久传颂的真理：“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不倦学习也使他具有了回报社会的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