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0日，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一位主任在福州表示，现在全国大概有30%的城镇居民买得起房，比起20年前我国只有不超过3％。的城镇居民买得起房，10年前大概有3%的城镇居民买得起房，中国城镇居民买得起房的人所占比重在20年里增长了100倍，而且这个比重还在不断提高，这是我们对房地产市场发展的信心所在。

　　“30%的城镇居民买得起房”，就是城镇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标志吗？ 不知道这位先生在发出充满自信的判断之前，有没有先到城镇居民当中，做过哪怕是几十个样本的抽样调查？作为房地产主管部门的首席智囊，应该有最起码的严谨态度。

　　如果我们把绝大多数城镇居民抱怨的“高房价让70%-80%的城镇家庭买不起房”，与“现在全国大概有30%的城镇居民买得起房”放在一起，会发现两者惊人的一致性。那位主任不过是换了一个视角，把民众普遍的抱怨和不满，转换成了具有积极、蓬勃向上意义的产业发展论断而已。可见，在某些特殊时期，经济理论也被一些人当成了可以任意解释的“艺术”，而理性的、科学实证的因素和程序，则被遗忘或忽略。

　　在那位主任先生的演讲中，“城镇居民住房消费能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我们有必要在这里简单地讨论一下，买房究竟属于消费还是投资？许多官员经常依照下列标准作出条件选择：当把房地产与促进经济增长、改善居住水平联系在一起时，买房就属于消费，属于扩大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当买房与消费物价指数联系在一起时，买房就变成了与工厂厂房建设一样的，按照国际惯例规定的“固定资产投资”行为，因而房价上涨就可以不计入消费物价指数当中。

　　我认为，准确的界定应该是这样的：把居民用于购房居住的行为，当作居民“衣食住行”当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至于目前那些购买了新建商品房70%-80%比例的住房投资和投机行为，应当归类于住房生产出来后，还没有送达消费者手中的“交换”环节，不便于简单归结到“居民住房消费”的范畴当中。

　　在富饶的阿拉伯国家，政府通常把建好的房屋，直接分配给居民居住。“买房”对于这些国家的居民而言，是一个完全“不必要”的经济行为。由于居民享受了政府提供的住房福利，他们有条件把收入用于改善生活的其他方面，因而他们是幸福的。

　　反过来，如果教条地以是否“买得起房”来衡量这些国家居民生活水平的高低，那么他们应当还停留在我们上世纪70-80年代的阶段呢？这显然是难以服人的推论。

　　在我国1998年实施全面住房制度改革以前，政府、单位直接分配住房，当然还有一部分的城镇居民自建房——过去，还很少听说城镇居民“建不起房”的事情。我不知道那位主任先生是如何将这些“建得起房”的城镇居民，连同可以从政府、单位分得到房的绝大多数城市居民，一起归类到“99.7%”买不起房的城镇居民行列当中的。

　　在居住方面生活水平的提高，能不能简单地以“人均居住面积的扩大”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志呢？且不说“人均”这个统计数字，对于普通老百姓蕴含了多大的水分；就居住的生活水平而言，住房支出是否在居民收入占有合理比重，才应当是我们衡量城镇居民居住生活水平的更重要标志。就如同恩格尔系数所描述的食品比例变动趋势一样。住房消费支出占收入的比例下降，表明了人们的生活水平的真实提高；反过来，如果住房支出远远超出了收入，这属于房奴机制、囚徒机制。这样的住房，是没有幸福感可言的。

　　如果简单地追求“人人有房住”，那么，囚徒也有房住，也应该是幸福的！这样的居住又有什么社会意义呢？因此，我反对把在住房全面市场化条件下，人们不得不从房地产开发商手中购买价格超过造价数十倍的商品房，并因此沦为“房奴”的被动经济行为，作为城镇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标志。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投资与市场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