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捷

　　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西学翻译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很多概念和名词都是第一次进入中国，中文不见得会有严格对应的词语能准确传译，当时许多领域里对此都有讨论，经济学也不例外。当然，严复和梁启超是早期为中国经济学翻译做出最大贡献者之一。

　　英文“Economy”的希腊语辞源是“家政学”，后来逐渐生发出政治经济学的含义。在儒学里也有“修齐治平”的说法，与其暗暗相契。但在“重农抑商”的环境下，终究中国没有产生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

　　严复不赞同不少前人用“富国策”而应该用“学”来描绘西方经济学。所以，严复在翻译亚当.斯密《原富》（即《国富论》）时，特地写了一篇“译事例言”，并作中英名词对照表，为经济学翻译立下了一点规矩。严复用“计学”的理由是：

　　“计学，西名叶科诺密，本希腊语。叶科，此言家。诺密，为聂摩之转，此言治。言计，则其义始于治家。引而申之，为凡料量经纪撙节出纳之事，扩而充之，为邦国天下生食为用之经。盖其训之所苞至众，放日本译之以经济，中国译之以理财。顾求必吻合，则经济既嫌太廓，而理财又为过狭，自我作故，乃以计学当之。”

　　梁启超是严复的好友，但他不太同意严复的这个译名，觉得“计学”有些不便，也许更传统的“生计”更合适。他以日本人的研究资料为基础写过一本《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比严复的《原富》还早几年。

　　“兹学之名，今尚未定。本编向用‘平准’二字，似未安。而严氏定为‘计学’，又嫌其用于复用名词，颇有不便。或有谓当用‘生计’二字，今姑用之，以俟后人。草创之初，正名最难，望大雅君子，悉心商榷，勿哂其举棋不定也。”

　　两人在其他方面也有共识。比如，他们都赞成把“资本”翻译成“母财”，取其“以财生财，众财之母”的意思，与后来从日本流入的“资本”概念各有意味。而且，严、梁二人都有意发扬中国古书中一些词，以区别于日本人的翻译。“租、庸、息”这三个名词的翻译最有代表性，梁启超说，租、庸和息三者，物价之原质也。理解了这几个概念，也就能顺利地把握整个西方经济学的脉络。

　　例如，第一个词是“租”。“劳力者必资土地乃能产物，而土地既非所自有，遂不得不纳租赋以乞贳之于地主，分其劳力所得之若干以为偿，若是者名曰租。日本谓之地代。”这个“租”后来在经济学翻译中被保留下来，主要指地租，没有使用日本的“地代”。

　　还有，另一个词“息”。梁启超说道，“积聚者出其母财以饬材焉，以饩廪焉，及其成货也，又不得不分其劳力所得之若干以为偿，若是者谓之息。日本谓之利润。”后来，这个“息”在产业经济中慢慢被废置了，但“利息”这个词在货币经济中却被保留了下来。仔细体会“利润”与“利息”的区别，对于经济学初学者都是极好一课。

　　此外，两人在译介时还各显才能，颇多创造，显示出严复和梁启超在西学翻译上的高超技巧。

　　在翻译上，梁启超颇多神来之笔。比如，他巧妙借用佛典，把莫尔的名著《乌托邦》译为《华严界》，译名颇为妥贴。还有，梁启超把今日统称为“重农学派”译为“性法学派”，并把魁奈的《经济表》译为《性法论》。从“Physiocrat School”的词源学考察来看，“性法学派”似乎比“重农学派”更为贴切。因为，尽管重农学派学者论述偏重农本，但重农只是一种表相，尊重自然规律才是这个学派的根本理念。更何况，梁启超还认识到了这一学派与政治思想之间的关系，性法亦谓之天然法律（即自然法），即政治学家所谓天赋人权说也。这层含义是今天我们使用“重农学派”时所无法体现的。

　　严复从事教育，梁启超走向媒体，两人在翻译传播上的影响都很大。李鸿章等人一直关注西学翻译的工作，他与盛宣怀认为，“变法之端在兴学，兴学之要在译书”，故请来张元济为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而张元济与严复往来甚密，两人详细商量了翻译的规范化问题后，一一着手落实。《原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版的。严复与译书院商定，要对翻译中的具体问题分别做出规定，如各国历史、地理、官职和度量衡等应有固定译名，以免各译其意，同名异译，使读者读后如坠五里云中，不知所云。

　　《原富》出版以后，影响非常大，第一次给中国人带来了平实而又深刻的西方经济学理念，严复的名字就这样被人记住了，但严复创造的那么多翻译名词却多半没有流传下去。这可能是严复的翻译直接与中国的传统相连接，但这一传统在上世纪初却发生了断裂。科举废除、民国建立和新文化运动等一次次冲击，使得接受新学的青年人更愿意直接使用日文翻译，也可惜了严复的一片苦心。

　　现在，当我们再来咀嚼租、庸、生货、熟货等概念时，除了反思那一代中国人接受西学时的心路历程外，感受更多的是一丝丝传统的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