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旺
目前中国经济生活中，确实出现了生产资料、生活资料或者货币价格对内贬值或者对外升值，但全面通货膨胀还不会到来。要说清楚这个结论，必须将通货膨胀的形成机制放在国际历史背景下考察才可能有一清晰的脉络。
本轮原料、能源、资源类商品的价格上升，是中国为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取得成功、中国加入WTO后而逐步形成的。加入WTO是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从此，中国经济必须按照“国际惯例”运转，不管你冠上什么名称。国际惯例是由能够为世界商品定价的国家或者企业来制定的，当然它以有利于这些国家和企业的利益为前提。工业化初期，剩余价值的获得是低级的，如通过延长工时或者增加劳动强度或者商品倾销来实现。随着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和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国际间的财富转移完全可以在和平的条件下，通过货币倾销来实现。东南亚金融危机与其说是某个国际投机者打跨几个国家，还不如说是国际垄断资本集体通过汇率这一新式武器对民族国家经济发展的一次大规模扼杀。
中国成功地遏制住了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但现在面临着国际垄断资本间一场更大规模的“博弈”：加入WTO后中国突然打开了一个巨大的国际市场，中国利用劳动力价格优势，扩大出口、迅速积累了巨额外汇储备。而多少年来外汇短缺所造成的“藏钱”的民族文化心理或者民族潜意识，使得外汇的国家集中管理制度成了坚定的国家意志。问题是在今天的环境下，外汇储备集中偏好恰与历史时空形成了错位。历史上的货币储备以金银形式存在，那时藏钱是储藏金银，但如今外币已脱离 了“金银”的联系，其内在价值完全是一种国家“政策”执行的后果，现在的“藏钱”得依赖于别国的“政策”变化，这样，持续不断的外汇积累过程却可能造成国民财富的快速外流：
首先，中国经济增长的外向依赖度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从不足30%猛升至70%以上，因此，中国经济已经离不开“对外开放”，国际经济的任何波动特别是价格波动将无所阻挡地影响国内经济。
其次，加入WTO后迅速积累的外汇储备，确实为增强抵抗风险能力起到巨大作用，但其反作用力同样巨大。由于美国经济特别是美元在世界经济中的巨大力量存在，美元的持续贬值已经上升为美国的国家意志。因为只有美元不断贬值，美国才能化解其国内积聚的巨额双赤字问题，通过美元的倾销在转移全球财富的同时 “注销”了美国对全世界的欠账。换言之，美元形式储备越多的国家，对美国的“贡献”自然越大，中国可以说首当其冲。
还有，基于国家高额的储蓄和外汇储备的迅速积聚，中国实际上已经成为今日世界重要的资本输出国之一，但中国的资本输出到目前为止主要不是以对外投资而是以相对低价的商品出口和对美国国债的投资等形式出现。美元贬值，使中国出口商品在低价的基础上二次贬值，当中国再次巨额投资美元国债时，实际上无异于三亿民工为美国财政部在“送钱”。
而在另一方面，就在大量出口的同时，中国需要进口能源和原料，刚好在中国加入WTO后出口大增长时，国际市场上却形成了所谓的“中国概念”炒作，所有宏观商品（物资），无论是铁矿石还是石油，凡是中国没有定价权又需要进口的，都在成倍上涨，这样，已经成为外向型的中国经济便呈现出高价进口原料、相对便宜出口、外汇储备又因美元贬值而不断损耗的状态。这是一次世界规模的价值转移过程，其基础是中国三亿民工的低劳动力成本，低劳动力成本又与中国严格的户口制度下形成的劳动力组织低成本相应。因此，除非出现突然的自然周期形成的农业生产成本上升或粮食减产，否则，上游生产资料价格上升，将在下游企业利润率逐步下降的过程中同步消化，因为工资水平的上升无法与企业生产率上升对应，消费增长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承认这种建立在民工低水平工资基础上的外向型经济，感觉的确很不爽，但这样的外向型经济却不大容易出现需求推动型的通货膨胀，即上游原料和生产资料价格持续上升不会全面传导到下游消费品价格上来。
因此，只要控制住食品价格，应该可以控制通货膨胀的总水平。通过对农村政策的调整，特别是新农村建设的推行，有可能让一部分进城市的民工重新回到农村，从而逐步抑制食品价格上升的势头，特别是猪蓝耳疫病已经过去三季度时间，生猪的价格将会随着存栏量的上升而逐步稳定，在一个更高水平上的新的涨幅肯定会下降。基于上述分析，笔者大胆推测，2008年夏天以后中国的CPI将同比下降，从而使得偏紧的货币政策趋缓。这正与新一届政府在科学发展观下协调发展经济的时机相吻合。
（作者系资深证券研究人士，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