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
有关资本利得税是本周资本市场关注的一个话题。尽管国税总局多次表示，新版个税申报表中要填报“股票转让所得”和“个人房屋转让所得”只是申报方式的细化，并不涉及税种的调整，但人们还是将信将疑。
市场的猜疑并非毫无道理，有关可能开征股票转让所得税或者资本利得税的传言并不是第一次，而国税总局的澄清也不是第一次，但每当股市到一个敏感点，类似传言总会响起，这使人们很怀疑政府的态度和决心，何况还有“5·30”的教训在眼前。而事实上，从国税总局的事后解释来看，其态度也不是很明朗，只是表示暂不开征。既然是暂免，市场的猜测就是，到成熟的时候还是会开征的，这不过是早晚的事情。不少人士就据此认为，明年可能要择机开征。
关于征税，一般来说，政府和民众总是天然地处于对立的两极。从政府税务部门角度而言，无论是出于政绩考虑，还是为了壮大国家财力，都会倾向于征收更多的税，但从民众角度来看，恰恰相反，税越少越好。两极化的思路当然都不好。然而，从现实出发，我认为，当前政府还是减税为好，至少是不能再增加民众和企业的税负了。我的理由有三：
首先，经过29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国的财政实力得到了大幅度提高。每年20%以上的税收高增长，远远超出了GDP的增速，更超出了人们的收入水平。去年不包括关税在内的我国税收达到3.8万亿元，今年前三季度更是高达3.5万亿元，税收的高增长使得国家在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方面，有了更雄厚的财力，不再像上世纪90年代那样捉襟见肘了。
其二，从目前企业和民众的实际税负来看，有些过重。曾有统计说，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居世界前三，或许有些夸大，但当前我国企业两种主要的税种即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的税率偏高却是事实，前者为17%，后者为33%，都高于国际平均水平。如果再加上各种收费，多数企业的税负水平是比较高的。至于个人所得税，尽管去年调高了薪金的起征点，但1600元的征税水平依然过低。另外，就炒股收入而言，虽然暂时未出台资本利得税，但股民已经上缴了印花税，而且印花税的税率还不低，且买卖两个环节都要交，与国际印花税的平均水平相比，我国也要高出一大截。
其三，减税对企业有激励效应，也能够激励人们去创业，减轻政府的就业压力。目前除一些大的垄断企业以及高科技企业外，大量的民营中小企业，特别是那些微利企业，由于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又受到大企业的挤压，日子普遍都不好过。而企业为了保持竞争力，只能从人工成本上打主意，削减各种用于保障工人的开支和福利，使得工人劳动条件得不到改善，工资长期维持在一个低水平上，不利于劳动力的再生产。在这种工人要加薪，企业又要盈利的两难处境下，最好的办法就是减税。政府减税，等于为企业和个人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政府鼓励企业去发展，个人大胆地去创业。否则，如果因税负过重而导致企业亏损、破产或倒闭，受损的不单有企业主，还有在企业就业的广大老百姓。而解决就业问题，是中国政府长期的一个难题。
除了上述几点原因外，政府不宜加税还应考虑到目前的通货膨胀背景。无论从理论还是实际来看，在通货膨胀的时候，只要老百姓的收入增长赶不上物价上涨，就意味着他们的实际生活水平下降。而从今年的情况看，特别是后几个月，物价涨幅高达6%以上，可同期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仅有5％，即使他们的全年收入增长略高于物价增长，但由于存在通货膨胀的预期以及要应对如教育、医疗这样的大额开销，老百姓也不敢消费，实际生活水平还是下降。
一个好的税收体制理应体现公平税负和效率的原则。公平指的是纳税能力相同的人负担相同的税，或者纳税能力不同的人负担不同的税。效率则体现为税收的产业导向。从目前我国的税制结构来看，虽然有助于加强中央政府的财力，但也使得税收手段对于经济和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有限，加重了企业和居民的负担，也影响了一些行业发展的积极性，可以说，既没做到公平，也有违效率。所以，无论出于公平的需要，还是为着让利于民着想，目前整个税制都有改革的必要，该调整的要调整，该减征的要减征，该取消的要取消，总的原则是不能增加老百姓的税收负担。
盛世当减税。事实上，减税在西方发达国家也已成为一种趋势。比如，布什任上，美国国会曾批准十年内减税3500亿美元。世界性减税主要是减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中国现在的财富是在改革开放后一两代人中积累起来的，更应该强调藏富于民。而税收上的藏富于民就是减税。这也符合十七大有关富民的政策精神。目前国家雄厚的财力积累为政府轻徭薄赋和民众休养生息提供了条件。当然，减税不简单是一个技术问题，如果因为国家提供公共服务需要一个强大税收作支撑，全面减税目前不宜铺开，那至少可以考虑减免一些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如果连这一步还做不到，起码近期不能出台一些影响民众生活和企业发展的税种。至于开征资本利得税，个人以为，至少在近五年里，提都不要提。（作者系中央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