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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年 1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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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学术经济风靡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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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学术经济风靡之后……
    2007年11月26日      来源:上海证券报      作者:
      ◎张赐琪

      社会学研究者

      上海“东方讲坛”讲师

      学术与经济的联姻是当下的时尚,不少学人顺势而为成了经济领域的“新秀”。在以财富论英雄的年代,这样的“择木而栖”未必不智慧。

      虽然学术经济的称谓不知起于何时,但学术圈内外倒是有着一定的共识——顾名思义,就是经济化的学术,或学术型的经济。网络上有人考证,其最早似出于清代爱国学者黄懋材语:“本学术经济,不乐为外吏”。该词条的现代意义则被引申为:具备系统知识学问的人,或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所从事的经济化的学术活动。

      因着现代学术活动可以带来显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这一妇孺皆知的事实,学术经济的运作似无可厚非。

      有学者直言不讳:“学术者,当存其时代元素——经济因素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学术经济形成了崭新的发展模式。依照“动作经济原则”——以最优秀的脑力劳动得到最大化的社会经济效益为目标,学术经济顺理成章地演绎为学人经济,研究者经济,高等学府经济。于是,学术经济的魂灵居庙堂之高——在强调学术研究成果化观念;促使单一型、学术型研究向学术经济型产业发展;加速学术交流与产学研相结合等方面,成功主导着高校和研究机构学术活动的主旋律,并冠之以“为社会服务”的响亮标识。

      什么事情都有个度,一旦超越了这个度,事情马上就变味了。在学术经济的运作中,当经济利益成为部分学者追求的唯一目标时,学术便无奈地成了控制资源、攫取财富的幌子了。

      较为典型的是所谓“资源导向”型研究,即以获得高额经济报酬为主要取向的学术活动。为了拿到项目经费不惜在学术之外狠下功夫;为政绩、奖励和荣升之便,不计手段在“重点期刊”上发文章;动辄成千上万的评审费、鉴定费、报告费,诱使学人舍本逐末。更有甚者,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每年上亿元的财政拨款,这些纳税人的托付,不幸也成为某些“资源导向”型学者(学官)的目标,随着分配中的马太效应,更多的资源落入长袖善舞者的囊中。正如一位经济学者所说:“‘资源导向’可以催生出为数众多的‘学官’和‘学商’,但要造就出真正的学者很难。学者是在发现、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自发地产生的……长此以往,学术研究的水平将下降,学术领域的风气将败坏。”

      综观学术经济近年的兴起及其演化路径,颇耐人寻味:

      结构分割——学术常以学科和领域来划分。一些学科带头人便成了最大的学术经纪人。少数拥有特权的教授可以决定大多数普通教师的命运,因为他们掌握了行政和学术的双重资源:职称、经费、待遇、甚至学术成果——往往只需要在一个集体项目上签上自己的大名,成为第一甚至是唯一作者,这些成果便可带来丰厚的经济利益(获奖,申请后续经费,转化为社会成果,申报专利等等)。

      版面效益——不知始于何时,不少学术刊物开始收取版面费,且额度不断提高,有的刊物版面费已达每版1000元。以标准排版每版2000字计,发表一篇6000字论文须交纳3000元版面费。有些刊物不仅收了版面费,另外还收取审稿费、加急费、订刊费等,不一而足。学术期刊的版面扩充在近年也十分活跃。此等情形,在中外学术史上堪称空前绝后。

      学位资源——四处开花的博士点可谓新兴的学术资源,而分配这些资源的权力完全是由国家行政系统垄断的。学术资源的垄断性迫使学者们向权力低头。要不然你再大的本事也难获得科研项目,你学术上再牛也难以申请到博士点。以往官场中有“跑官”一说,高校现在则有了“跑点”一说,殊途同归,都是冲着利益而去——官员出任教授,教授升任博导,在学术经济的运作下皆可以获得傲人的学术资本和经济利益。于是,掌握了学术资源的官员与学者互通有无,达成了学与官的结合,钱与权的默契。其结果是,学术研究在利益驱动下丢弃了自主和独立性,也丢弃了必须的社会担当。

      也有学者认为:学术经济就是一种谋生术,是实现学者的使用价值。因此,出现一些偏差是可以容忍的。

      这话说得很漂亮,可刺眼的现实却不仅仅是出了一些偏差:在学术经济风靡之下,原创作品难见踪影。中国每年有数万种新书上架,数百万篇“论文”面世,其中,有不少油墨未干已上了特价书店的柜台;不少 “学术快餐”,大多是对付评级和考核的应景之作。许多学术单位把刊物定成三六九等,按照发表文章的刊物等级和篇数来决定提职称、发奖金,往往一些富于创见、受民众好评、被媒体广为转载的评论和文章,在某些学术评价体系中只能获得最低分值,而一些了无新意的高头讲章,社会反响几近于零,却屡屡评上权威奖项,甚至获得巨额奖金。对此,有学者愤而提议:开辟一个大型网站,把近年各级获奖成果一一向公众展示,以求公论。

      胡适先生晚年曾以“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变革”为题发表演讲,强调科学发展需要与之适应的社会环境,才能保障思想自由,才能保证学者创造性的发挥和科学的繁荣与发展。

      我们固然无法在短时间内营造出理想的学术环境,也不应祈求改变一代人的思想和价值观念。但一个学者在天地间安身立命,求真乃是天职。是继续坚守“板凳要坐十年冷”的信条,还是以知识技能的加速“变现”为乐,或是干脆下海,明明白白地去博取真金白银,这实在是当今学界难以回避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