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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中国经济史学者
20世纪初，现代银行落户中国。但当时的银行在储蓄上极度依赖官僚权贵，在放款上则热衷于地产和证券投机，直到1915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以下简称上海银行）开业，这一状况才有所改观。上海银行从小到大，立足吸纳普通民众和小业主手中的资金，致力于支持工商实业的发展，时人称为中国第一家真正的商业储蓄银行。这家银行的灵魂人物就是其创办者陈光甫。
1903年，22岁的陈光甫作为湖北代表的随员参加美国圣路易斯博览会。8个月后博览会结束，他却决定留在美国读书。他取得官费津贴，先后就学于辛普森大学、美以美会大学，1906年转入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4年后毕业于这个至今仍然令年轻人神往的、全美排名第一的商学院。除了功课，在这里给陈光甫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宾大的创办者富兰克林。富兰克林出身穷苦，但他“从天空抓到了闪电，从专制者手中夺回了权利”，经商、从政、研究科学都取得了令人嫉妒的成就。20多岁时，富兰克林为自己制定了一个道德计划，共十三条：节制、沉默、秩序、决断、俭朴、勤劳、诚恳、正直、中庸、清洁、宁静、贞洁、谦逊。富兰克林制作了一个表格，每天都要检视自己是不是做到了这些要求。
1909年，陈光甫学成回国。1915年6月，陈光甫34岁，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挂牌成立，投资号称10万，实际只有8万，股东（也就是全部投资人）7人。最大的股东庄得之（常州人，洋行买办，盛宣怀的远亲）投资2万元，为董事长。陈光甫用借来的5000元投资，自任总经理。这个自称“平民银行”的新来者简陋得近乎寒酸。同年成立的盐业银行拥资190万元，资本最小的中华商业储蓄银行也有25万元，甚至连当时稍具规模的钱庄，如永丰、福康、顺康，也要比上海银行的资本雄厚。开业典礼，陈光甫连银钱公会的董事朱五楼都不敢请，因为人家很可能不赏脸。
当时的中国分为两个界限清晰的阶层，他们就像两个独立的小王国，收入差距极大。这个前提决定了当时银行的经营路径。银行基本都是以权贵巨商为吸储对象和贷款对象，结果财富就只在他们的圈子中循环流动。比如北四行中最新派的金城银行，创办时北洋军政官僚和前清遗老的存款占了90％，1927年增资以后，北洋军阀和官僚的投资仍然占一半以上。
这种状态极大地限制了银行发展，一方面，银行的资本来源过分依赖于官僚权贵或者政府存款。这种存款非常不稳定，一笔存款的转移就会对银行的经营产生致命打击。另一方面，银行也苦于不能为聚集起来的资金找到出路，资金来源的特性使他们不敢也不愿意向工商业投资，他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捕捉到最快的挣钱机会。
于是，银行家只能投机房地产市场、证券市场或者经营政府公债。上海公共租界地价最贵的中区，1911年每亩29794两，1924年涨了一倍多，66729两，1930年陡涨到107878两。其中最大的炒家就是银行。这里头的危险，银行界并非不自知。20年代初，一场信交风潮就让许多银行破产。1932年“一·二八”事变致使上海地产市场行情骤变，地价突然下跌，金融市场陷入恐慌与动荡。
在这样的形势面前，陈光甫决定开一个以普通百姓为服务对象的“平民银行”。为了吸引来自平民的存款，上海银行率先开办一元钱存折（一元钱即可开户头），创办各种小额储蓄，汇聚中小企业和小额社会闲散资金，还开办了零存整取、整存零付、存本付息、子女教育储金、养老储金，礼券储金等等有利于市民按计划过日子的储蓄项目；在各大中学校设立了办事处，为学校代收学费；提倡学生勤俭节约、零星储蓄；在教会中也吸收外国人的外币支票转作存款等。这些做法开始不被银行界同仁认可，他们认为这不是银行的正当经营方式。因为在他们的经验里，银行业是特权阶层的一部分，它必须适应上等人的规矩。
可陈光甫却认定，银行就得跟普通人接近。为此，陈光甫命令各支行机构的大门要开得较一般银行小，上海总行大厦，还特意把几米宽的大门封闭了，出入改走边门。陈光甫明智地意识到，如果银行搞得太阔气，小额储户就可能不敢上门。
到了1936年，上海银行的储户共计15万7千余人，按当时人口5亿计算，那么每3000人中就有一人在该行开户。正是一般公职人员、职员、教师、自由职业者、家庭主妇、一般个体经营者等小人物，把上海银行的储蓄存款额从1915年的57万元增至1926年的3244万元，这个数字在当时的全国百余家银行中位居第五。又10年，1937年6月底，上海银行存款总额接近2亿元，约占全国私营银行存款总额的十分之一，在民族资本银行中遥遥领先。
上海银行的成功，极大地改变了银行在中国的经营作风和发展方向，就连一向眼高于顶的中国银行也开始面对普通储户，开设一元存折。因为竞争是残酷的。陈光甫面向普通民众和向工商实业贷款获取稳定收益的做法，终结了那种舒舒服服，只要搞定几个有钱的没落王孙就能过好日子的时代。可以说，陈光甫的平民银行实践带来了中国银行业的资本主义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