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绍兴路7号是上海文艺出版社，70多年前曾是中华学艺社旧址，也是上海思想文化界活动的重地之一。

　　作为中华学艺社的三个核心成员，陈豹隐、周昌寿和郑贞文是上世纪初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时的同学，他们组织起一个社团，还办了一份《学艺》杂志，并为学术翻译和传播建立了最初的规范。

　　中华学艺社的前身是“丙辰社”，《学艺》一开始也叫《丙辰》。民国五年，也就是丙辰年，还在读书的陈豹隐联合了周昌寿和郑贞文等人发起了丙辰社，宗旨是“研究真理，昌明艺术，交换知识，促进文化”。

　　据说，李大钊最初也是组织者，后来提前回国，工作就全交给陈豹隐等人。陈擅长组织，很快就有一批留日学生聚结在周围，其中包括马君武、郭沫若、张资平等，甚至梁启超、蔡元培等都成了当时的名誉会员。

　　丙辰社主张传播新知。周昌寿是最早熟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中国物理学家之一，他在《丙辰》上多次介绍相对论，并翻译了日本学者石原纯所著的《爱因斯坦和相对论原理》。五四运动以后，相对论思想已广为中国学者所知。

　　郑贞文在东京帝国大学读的是化学。他在读书时就注意到了化学名词的命名问题，做了大量笔记积累，回国后写出专著《无机化学命名草案》，继承前辈学者徐寿所定的部分命名，做出很多扩展。比如他按照元素的物理状态，将气态元素加“气”字头，液态加“氵”的部首，非金属元素加“石”字旁，金属元素加“钅”字旁以示区别，这套规则一直沿用下来，为中国人学习化学带来极大便利。

　　陈豹隐是四川省中江县人。原名陈启修。他出国甚早，在日本呆了十余年，方向是当时比较冷门的经济学。1914年，还在读书的陈豹隐翻译并在上海出版了小林丑三郎的《财政学提要》，主要介绍了基本的财政学理念，深受大家欢迎。随着陈豹隐有缘在东京帝大遇到马克思主义一代宗师河上肇，他的研究兴趣就逐渐转向更宏观的社会经济深层问题。

　　五四运动前夕，丙辰社会员陆续回国并迁址到上海，更名为“中华学艺社”。陈豹隐于1919年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担任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资本论》的研究导师。他在北大与李大钊等人交往密切，我们在《新青年》的“马克思主义专号”上曾看到他的名字。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和《资本论》虽然刚刚进入中国，但影响最大，人人都在争相讨论。李大钊和陈豹隐的演讲吸引了无数学生。同时，陈豹隐也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先后加入国民党和共产党，在黄埔军校担任第四期政治讲师，也在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北伐时，陈豹隐更是担任了北伐军总政治部任宣传委员。

　　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给中国学术界造成极大震动。换一个角度，倒也可以说这次革命失败给中国学界造就不少人才。比如，陶希圣在革命失败后回家潜心治学，数年后变成了中国政治史专家；又比如王亚南，在革命失败后出国留学，成为经济学翻译家。陈豹隐在革命失败后马上流亡日本，继续自己的学习写作生涯。

　　尽管陈豹隐在日本的读书生活极为刻苦，但他一有空就翻译马克思主义论著。在1927年12月至1929年7月期间，他出版了包括译著在内的百余万字著作，涉及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众多学科。在这一时期里，他还与鲁迅、茅盾和张资平等文学家往来密切，甚至还写过小说，翻译过高尔基等文学作品。如果将他在1949年以前发表或出版过的著作来看，总数约有70种之多，至于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文章，那就多得难以计数了。

　　其中，陈豹隐比较出名的著作有《财政学总论》和《经济学大纲》。前者是他多年研究财政学的成果，代表了当时财政学研究的较高水平。后者是他翻译了河上肇的那本通俗易懂、简明实用的《经济学大纲》，很多革命青年就是读了这本书以后走上革命道路。陈豹隐也忍不住说，“这本书当作大学经济原理的科学书来看，实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的良书。”

　　1930年，陈豹隐在日本独自译成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编，主题为“商品与货币”，并作为《资本论》的第一分册出版。这是《资本论》中最为基础又颇难理解的部分，遇到实在难译的地方，陈豹隐就另辟蹊径，加上自己的见解——“陈注”，方便读者参考。

　　陈豹隐后来没有精力继续翻译，回国教书去了，1960年在成都逝世。潘冬舟、侯外庐、郭大力、王亚南等后继学人在陈豹隐的工作基础上继续努力，终于完成了3卷本的《资本论》翻译。

　　陈豹隐在读书时就认识的老朋友郭沫若一直对《资本论》很有兴趣，1930年前后也差点着手翻译，直到看了陈豹隐的译本才作罢。据一些学者说，现今日本东京三鹰市亚非文化图书馆，在其“郭沫若文库”中尚陈列有陈启修1930年译的《资本论》，误认为陈启修为郭沫若的化名。

　　各种研究都表明，陈豹隐是中国翻译《资本论》的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