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证券报：你1999年来到中国时，是否担心花旗在中国的前景？

　　施瑞德：不，一点都不。我来到中国的时候已经是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了。我来到这么一个庞大的、并正逐步开放的国家，我觉得这是我生命中一个很大的职业发展机会。那时，中国也正逐步加快加入WTO的进程。我记得那时ROBIN（时任美国财政部长）在美国国会做演讲，支持中国加入WTO。我能从中感受到中国市场未来的潜力。

　　上海证券报：中国银行全面开放一周年之后，你觉得外资银行最大的挑战或困难是什么？

　　施瑞德：以我个人为例，我认为the best is yet to come（美好的将来指日可待），我对未来充满希望。对比现在和我八年前刚来中国时，现在我们有那么多客户、为那么多企业和个人客户提供金融解决方案。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我觉得外资银行在中国市场的未来会越来越光明的。

　　如果说有困难，我认为是与人才相关的方面会对我们提出挑战。银行业是people-business（与人相关的行业），人才的选择非常关键。我们为客户提供金融服务和解决方案，这些都需要人来做，当然也需要技术支持。如果说我们将会遇到挑战的话，培训、拥有这些有才能的、有经验的人才将会是我们最大的挑战。

　　上海证券报：那你怎么看这一年外资银行对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影响？比如引入财富管理的概念？

　　施瑞德： 我认为，尽管外资银行市场占有率比例非常小，但是可以看作是中国金融市场的一个催化剂，它可以促进市场的变化。同时，我并不认为外资银行是中资银行或者中国银行业的威胁，我希望随着中国金融业改革开放的发展，我们能够发挥催化剂的作用，为中国的银行企业提供更多的创新灵感、促进行业的发展。我希望在未来几年也保持这种趋势。

　　上海证券报：但外资银行与中资银行存在的竞争关系呢？

　　施瑞德：竞争本身是好的，它对整个金融市场的影响会是正面的。通过竞争，银行可以提供更多服务和产品、为更多机构和个人客户提供服务、改变人们的思想，以及使得金融市场更加有效完善。

　　银行是以“服务”为基础的业务，这是无形的。因此任何细小的业务的竞争都会很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