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学人纷纷到西方各国（如英美）或日本留学，以寻求新知。他们将不同的经济学流派观点及分析方法带了回来。其中，留学英美的学生多主张逻辑分析，留学日的学生则多主张制度分析。当然，也有少数学生留学德法，深受历史分析方法影响，王毓瑚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之一。

　　王毓瑚，字连伯，1907年4月生于河北，父亲是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的学生。王毓瑚18岁出国留学，从德国波茨坦市立高级中学毕业，入慕尼黑工业大学读经济学，又转到巴黎大学经济系。他在国外辗转求学共八年，1934年获得文凭后归国执教。

　　他一回国就翻译了两本德文经济学著作。一本是奥地利人斯潘（O.Spann）的《经济之四种基本形态》，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另一本是德国人桑巴特（W.Sombart）的《经济学解》，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这两本书在当时极为重要，但现在已很少有人再提起了。斯潘是“奥地利学派”的核心人物，与庞巴维克齐名，著名政治学家沃格林的当年博士论文就是研究齐美尔与斯潘的社会学说。桑巴特是德国历史学派最后一代的杰出代表，与马克斯·韦伯齐名。他在宗教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观念上与韦伯并不一致，但他与韦伯的论争著作，已经成为我们现在研究“现代性理论”不可不读的经典著作。

　　这两本书的翻译体现了王毓瑚的眼光，也暗示了他一辈子的治学路径。从资料上看，民国年间，王毓瑚辗转在河北省立法学院、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西北农业大学前身）和国立复旦大学任教。他开设的课程包括中国农业史、欧洲土地制度、经济思想史、普通经济学、中国经济史等，在当时都不是最热门的课程。可他就是看准并一直致力于研究冷门的中国农业史。

　　王毓瑚认为，要理解当时中国的情况，就必须了解中国经济的历史和历史思想。而中国经济史和思想史素来以农为本，故而中国古代农学的研究才是中国经济研究之根本，也是最重要的学科。

　　从1939到1944年，抗战正“如火如荼”。尽管当时西部地区条件艰苦，但王毓瑚还是一头扎进了故纸堆里。在国立编译馆，他遇到了志同道合的傅筑夫和史念海，并联手开展中国经济史资料的编辑工作。这项工作的工程实在浩大，直到1982年才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经济史资料：秦汉三国编》，但这仅仅是他们收编资料中的一小部分。其中的农业部分主要出自王毓瑚之手，包括长篇绪言，以及作物种植、附养蚕、耕作方法及生产效率、动力及工具、灌溉、农业经营、畜牧、屯田等内容。

　　60多年前，当时中国尚未有特别细致的学科分类，许多学者的研究都是跨学科的，史学界的钱穆、顾颉刚和陶希圣都做出典范，王毓瑚亦是如此。他在1943年发表的“秦汉帝国之经济及交通地理”，是历史地理研究方面的重要论文。他还撰写了“唐代岭南产银与货币经济发展之关系”、“隋唐两代的钱币”等货币史研究论文，以及一本名为《管仲》的小册子，甚至还写过“慕容燕及拓拔魏时期之军封”。当然，他最看重的还是中国农业史研究。解放前后，他完成了《中国农业经济史大纲》，虽然没有出版，但为后来《中国农学书录》打下了基础。

　　1949年后，王毓瑚被聘为北京农业大学农经系教授，兼任北京农业大学图书馆馆长。他的工作目标变得明确起来，研究农学，教授农学，汇编整理中国古代农学著作。

　　1950年代，王毓瑚整理出版的农学著作有《区种十种》、《农圃便览》和《秦晋农言》等。其中，他于1957年完成的专著《中国农学书录》最为重要。这本书在去年由中华书局再版，至今仍是中国农学史研究领域的经典著作。日本学者天野元之助晚年专治中国农学史，极为推崇《中国农学书录》。他遵循王著的体例，写了一本《中国古农书考》。这两书互作补充，交相辉映。1975年，日本龙溪书舍将王毓瑚《中国农学书录》与天野元之助《中国古农书考》合刊，作为纪念中日友好交流的学术著作隆重出版。

　　王毓瑚作为北京农业大学图书馆馆长，一边汇编资料，一边还在不断打磨、修订自己的论著。对一些最重要的中国农学典籍如《吕氏春秋》中四篇农论、《汜胜之书》和《王祯农书》等，王毓瑚早有心得，但还反复揣摩，却不肯轻易拿出研究成果发表。

　　不料，此后风云变幻，王毓瑚的命运也随之起伏，很多著作险遭不测。王毓瑚于1980年去世，他精心校注的《王祯农书》直到1981年才侥幸出版。但他念念不忘的另一本书《吕氏春秋四篇农论别释》，最终只写了一半，实在令人惋惜。

　　不过，这倒也体现了王毓瑚素来的研究学风。他曾自称最佩服太史公。太史公说过，“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王毓瑚以此自勉，认为学术成就是最恒久的东西，应当成熟了再发表，急功近利并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