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实践和经济理论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伴生过程中，人类的经济和社会得到长足进步，但同时又不断引发事关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在新世纪的关口，经济学家们不得不反身自问：到底经济和经济进步是什么？未来的经济发展模式会怎么样？21世纪的经济学应该研究什么？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经济学之学——“经济哲学”正成为当今的一门显学。

　　经济哲学就其本质来看，既不完全属于哲学，也不完全属于经济学，而是哲学和经济学有机结合产生的、高于经济学和哲学的一门新学科。经济哲学主要关注两类问题：合理评价各经济学说研究范式及其经济学概念；评判社会行为人（social actor）的行为价值。

　　经济哲学的产生主要是由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和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决定的。因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从社会现象中剥离出来的，这些经济现象因经济学家的主观加工而具备了两种性质：一是具有与其他社会现象区分开来的相对独立性；二是相对具有了对经济现象进行描述的、客观自在的性质。说它“相对”，是因为对经济现象的剥离过程回避了其他社会现象，是经济学家主观选择的过程和结果。这样，经济学便带有先天的不自足性，而弥补这种先天的不自足性就需要多门社会学科的努力，哲学便是最能发挥弥补作用的学科之一。

　　在西方悠久的学术发展史中，哲学和经济学大体经历了合——分——合的历程。在早期，经济学和哲学实际就是融为一体的，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马克思等经典作家既是经济学家又是哲学家，他们的著述就是早期经济哲学的经典著作。到了现代，西方经济学主流逐步背离了古典经济学家的学术精神，陷入了过分数学化的形式主义之中。而从20世纪80年代起，经济学家越来越关注这样的偏离，开始理性认识科学哲学对经济学的作用，并强调经济学与道德哲学、政治哲学、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学理性良性循环。

　　我国哲学家张雄认为，如果将亚当·斯密建立起的古典经济理论体系视作经济哲学的发端，那么迄今为止，经济哲学的历史发展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那时的经济哲学主要融入在道德哲学与古典经济学之间的交流中。代表人物有亚当·斯密和约翰·密勒（John Miller）。斯密提出经济个人主义与道德自利原则的结合；而密勒主张经济共同体精神与道德利他主义原则的结合。

　　第二阶段是从19世纪初至70年代。此时的经济哲学主要融入在历史哲学与政治经济学之间的交流中，主要研究特点是，对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和原理的解构与批判，学者们从政治经济学领域外的问题研究着手，通过引入历史尺度、价值尺度和政治尺度，来为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范式提供社会综合要素系统的理论根据。代表人物有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

　　第三阶段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这时候经济哲学主要融入在经济学方法论与哲学方法论之间的交流中。其研究的主要特点是，哲学为古典经济学建构其理论前提和审视其范式提供逻辑工具。代表人物是德国新历史学派领袖施穆勒（Gustav Schmoller）和边际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门格尔（Carl Menger）。施穆勒直接强调归纳法在经济学领域内的应用。门格尔则认为，经济学若把历史主义方法摆在不恰当的地位，必将使理论经济学的研究越来越陷于衰落的境地。

　　第四阶段是从20世纪初至中叶，经济哲学开始融入在经济学与科学哲学之间的密切交流中，实质仍是关于方法论的讨论。西方经济学家普遍认为，20世纪冲击经济学的第一次思想浪潮来自科学哲学。一些经济学家从方法论的角度深入研究科学哲学，提出了经济学的本体论和价值论问题。证伪主义哲学家波普尔(Karl R·Pper)提出，必须把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解释为在“理性原则”在社会问题中的运用。这种解释向传统的经济学提出了挑战——有必要排除所有不能简化为微观经济学命题的全部宏观经济学命题。

　　第五阶段从20世纪下半叶至今，经济哲学融入在经济学与现代伦理学之间的交流中。借助于诸如选择、合理性、效用、福利等众多现代伦理学范畴和原理，经济学提出了关于社会秩序，经济人，市场和政府失败，市场、国家及道德范围等等学术理论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被公认为是“集经济学和哲学手段于一身，从道德范畴去讨论重要的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家。

　　近年来，经济哲学也是我国社会科学界探讨的热点问题之一，但与西方相反，经济哲学在中国是发端于哲学界的呼唤。而面对当今的多元社会，处于巨大社会变革中的中国，改革开放、制度转型等一系列棘手且复杂的深层次问题迫切需要解决，这正需要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积极合作，从而，既为经济哲学在中国的生存提供丰厚土壤，也为之提出新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