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明棋
日前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2008年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为“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这对当前物价上涨的基本定性已经十分明确。其实，中国通货膨胀的苗头自今年下半年以来已经越来越明显，不仅普通老百姓在现实生活中切实感受到了物价上涨的压力，就是官方的物价统计也在不断升高，以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为口径的统计，早在今年6月份就已经达到了同比上涨4.4%的幅度，与去年同期比则达到3.2%，超过了3%的控制目标。等到8月份进一步上涨至6.5%，全年可能超过4%的时候，才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就目前而言，得到大家普遍认同的观点是物价上涨是结构性的，还不是通货膨胀，因为很多人认为通货膨胀应该是全面的物价上涨。所以，现在的政策重点是防止物价全面上涨。这种主流的观点应该有着一定的道理，毕竟我们现在的物价上涨与以前曾经经历的通货膨胀有很大的不同，没有出现全面的需求过旺，没有抢购，没有挤兑，CPI上涨幅度也不算高。但是，如果认为只要物价没有全面上涨，仅仅是结构性上涨，就可以容忍，那就有问题了。因为中国CPI统计中共分为8大类：食品、烟酒及其用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交通和通信、娱乐文化用品及服务、居住。在这八大类中，下跌的有三类：衣着、交通和通信、娱乐文化用品及服务。上涨幅度最大的是食品，今年1-10月份，上涨幅度为11.3%，其中又以肉禽和鲜蛋上涨幅度最大，分别为35.7%和34.8%。这种结构性商品价格上涨，对普通老百姓生活的影响是十分大的，因为上涨幅度比较大的食品恰恰是他们每天生活的必需品，占整个支出的比重比较大。对高收入阶层而言，却正好相反。所以，对普通老百姓而言，如果物价全面上涨超过5%，但是食品价格上涨低于10%的，他们所受到的冲击反而要小。因此，我们要防止物价全面上涨，同时也不能忽视这种不利于普通老百姓的物价上涨结构。
对CPI的解释，也应该更科学些。既然叫做消费者物价指数，那就是综合了各种消费品价格变化的一个综合指数，它反映的是基本物价水平的变化，就是衡量通货膨胀的主要指标。只要这个指标达到一定的界限，就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可以有轻微、中度或恶性之分，但是不能说是物价上涨是结构性的，就不是通货膨胀，而要等所有物价都上涨了，那才叫通货膨胀。结构性通货膨胀是从原因上分析通货膨胀所作的一种分类，引起通货膨胀的原因可以有多个方面，总需求过剩引起的物价上涨，我们称之为需求拉动型，而由工资等成本上升引起的物价上涨，我们称之为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不能说是某种原因引起的就是通货膨胀，而另外其他原因引起的就不叫通货膨胀。
就目前的情况看，明年的物价形势是不容乐观的。首先，能源价格在高位运行。其次，输入性通货膨胀因素仍然非常严重，顺差导致的货币增发将难以避免。复次，资产价格泡沫生成后对物价的溢出影响将进一步显现。再次，一些政策性因素的影响，比如保护工人利益措施所导致的工资水平的调整，社会福利进一步完善引起的支出增加等都会使成本推进性通货膨胀加入到物价上涨的压力中。最后，奥运年效应引起的消费热潮也会助长物价上涨，一般规律显示，奥运期间所在国家的物价都会明显地上涨。所以，预测明年物价上涨压力会减轻是不客观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是十分正确、英明的判断，对于防患于未然将起到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如果我们对明年的物价上涨有着比较客观的判断，防止明年物价由结构性转向全面上涨就需要采取多方面综合配套措施。
第一，货币政策需要继续从紧。虽然2006年中央银行已经采取了明显的紧缩性货币政策，但是紧缩的效果并不理想。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国际收支顺差导致的基础货币供应增加压力过大，另一方面就是货币政策调控的力度偏轻，时效滞后，导致政策信号的权威受损。囿于传统的利率评价理论的束缚，央行在提高利率上小心翼翼，担心与美元利差的缩小加剧套利资金的流入，致使小步提升利率的效率大大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的提高离商业银行的超额存款准备金水平有很大距离时，微调存款准备金率对银行收缩信贷根本不起作用，反而让市场有一个适应时间和预期来消化政策的效应。因此，当市场存在着巨大的扩张压力时，货币政策要起作用就必须方向非常明确，措施非常坚定，要让市场感受到紧缩的效果。
第二，控制国际收支顺差。当前的通货膨胀是一种比较典型的输入型通货膨胀，国内总需求没有真正启动情况下的物价上涨，主要是由于顺差导致的货币供应扩张引起的。当然，结构性的因素以及一些成本上涨因素虽然也有作用，但是比起巨额外汇输入因素，都要轻微得多。控制顺差一是需要控制套汇和其他投机的资本流入，二是要控制贸易顺差。对于套汇和投机资本的流入，必须要和抑制资产价格膨胀联系起来。目前蜂拥而入的海外资本，不仅着眼于人民币升值的收益，更主要的是资产价格不断膨胀所带来的收益。这些资金涌入越多，资产价格的膨胀幅度就会越高，未来的风险就越大。因此，应该动用税收政策和其他相关的政策配合，将资产泡沫尽早释放，减少海外资金对中国资产膨胀的预期。对于贸易顺差的调节，应该动用贸易政策与税收政策，抑制资源性、高能耗、对环境不友好的商品的出口，加大对假出口的打击力度，同时增加资源性、技术性商品的进口。
第三，抑制资产泡沫的膨胀。资产价格泡沫不仅与海外投机资金的流入有相互影响的关系，而其对通货膨胀有溢出性的影响。随着货币供应量的不断增加，资产价格与商品价格上涨的替代效应逐渐就会变成互补效应，人们虚拟财富增加后，就会对商品产生新的需求，而且还会对商品的价值也有一个重新评估。此时，全面地价格上涨就难以避免。所以，从消除虚拟财富增加对商品价格的溢出性影响看，也需要采取措施抑制资产泡沫的不断扩张。而在这方面，光靠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是不够的，必须要财政和税收政策加以配合甚至是主导。而迄今为止，我们的财政税收政策似乎并没有明显的作为，其发挥作用的空间是十分大的。
第四，调整财政政策的重点和结构。我们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的重点似乎主要是放在增加财政收入，保证中央政府对经济强有力的控制和干预能力。政府财政支出的重点也是刺激经济增长，保证经济在下一阶段发展的需要。各级政府经济增长的冲动至今没有真正的改变。但是随着党的十七大精神的贯彻执行，在新的形势下，财政税收的重点需要向民生、社会公平与稳定倾斜。在经济存在着过热和通货膨胀的危险时，财政政策应该将多收的财政经费用于社会保障、教育和科技发展等方面，适当控制政府对生产性大项目和基础性设施直接投资的规模。税收政策还应该积极配合货币政策，将抑制资产价格膨胀、低效高耗商品出口的调节纳入政策目标。
通过综合治理，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央政治局提出的“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的2008年宏观调控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