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鲁）赫尔南多·德·索托 著

　　于海生 译

　　华夏出版社2007年2月出版

　　⊙陈国营

　　行走在城市的角角落落，不时可以碰到形形色色的街道商贩；不经意，或许打的坐上的是所谓“黑车”，甚至在有些城乡结合部，打“黑车”更方便，也更实惠。城管与街道商贩之间一定要继续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么？对这些非正规经济活动究竟应该是疏还是堵？研读秘鲁著名经济学家赫尔南多·德·索托的力作——《另一条道路》，或许可以让我们对非正规经济有更全面的认识，对现行政策有更深刻的反思。

　　索托所研究的非正规经济活动，或者说“非法”经济活动，不是指诸如走私、贩毒、卖淫嫖娼、偷窃或绑架等暴力违法犯罪活动，而是指通过非主流的方式和渠道，去实现某些合法权利。比如非正规定居地（在我国与之有关的有小产权房、棚户等违章建筑）、非正规贸易（街道流动或者相对固定的商贩、非正规市场）、非正规交通运输（在我国谓之“黑车”，从事客运或货运）等。它们处于“灰色地带”，与暴力没有必然关系，大多数只是迫不得已违反某种法律规定。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非正规经济活动？在秘鲁，最直接的原因是，农业与农村陷入危机和困境，而交通状况改善后，城市各种诱人资讯包括工作机会、高收入等，引发大批农民离开世代居住的农村，涌入城市，去追逐梦想。但是，农民移民很快发现，等待他们的不是城市友善的欢迎而是各种敌意和限制：城市居民对后来者带来的混乱与喧扰的反感，对新进入者引发竞争的恐惧；城市法律体制对农民移民就业、工作和生活等有种种限制，都使他们难以进入正规经济领域。但后者没有打道回府，而是自力更生，从农民移民转为非正规经营者：占据国有荒地和城市空地，定居下来；从事各种创业活动如贩卖小商品、小手工业、地下交通运输等等。城市新移民改变了城市的人口结构、生活方式、消费结构、宗教信仰和城市面貌，新创业者不断涌现，增强了城市经济的流动性，使城市更具活力和生机，同时也使城市多了些杂乱。

　　无一例外，政府和市政当局对这些非正规经济活动首先都采取压制政策，而非正规经营者只得与政府周旋，寻求媒体和学者支持，并努力与政府和官员对话。在选票等因素考虑下，政府逐渐后退，从被迫默许直到承认非正规经济活动行为。如此不断循环反复。

　　与一般看法相反，秘鲁非正规创业者并没有陷入无政府状态，而是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在国家法律之外的规则和体系，维持了非正规经济活动的秩序，弥补了官方法制的缺漏。

　　人们不禁要问：既然非正规经营者努力寻求进入正规化渠道，那是什么因素使他们走上了非正规化道路？索托依据他的思想试验，认为根源在于秘鲁现有的法律体制。在秘鲁，进入和维持正规经济活动要花费巨额成本。如不对官员行贿，一个没有背景的收入低廉的普通人，建个小型企业，必须花289天时间，才能完成行政审批程序，打印出来的文件叠起来有30公尺高；通过合法途径申请定居地，获得国有荒地合法定居权，要花82个月；开办正规小商店，要花43天办理手续，花费590.56美元，相当于当时最低收入者月工资的15倍；而交通运输线路则更是被国家或与官僚关系紧密的利益集团控制和掌握。维持正规经济活动则要缴税、担负非税的法律成本以及公共设施成本，面对繁琐的法律，应付政府官员等等。

　　从事非正规经济活动本身也需要高额成本。由于非正规，属于政府随时清理打击的对象，非正规经济活动产权得不到保护，无法获得抵押贷款融资，为逃避惩罚不敢扩大生产经营规模，也不敢做广告，采用先进技术等等，弊端不一而足。

　　索托的研究表明，秘鲁现有法律体制使非正规经济和正规经济都得付出额外成本，损害了国家、社会和人民的福利。秘鲁政治精英都崇尚权威政府，迷信政府的权威，采取重商主义政策。而政府直接干预经济，主要是为了资源、财富和权利的再分配，而不是通过法律去创造财富。政府对经济过度干预，必然促使各种利益集团竭力游说，寻求特权，而不是去努力创造财富；政治家的决策也无法达到理性，政府成了各种势力角逐特权的主战场，官僚从中大肆寻租，而其他人则被剥夺经济机会和创业动力，社会日益变得政治化、集权化、官僚化乃至极权化。

　　秘鲁重商主义政策所采取的限制性政策，耗费了大量资源，打击了生产和创业的积极性，扭曲资源配置，提高了交易成本，损害激励机制。这导致秘鲁生产力降低，投资下降，税制陷入恶性循环，宏观经济政策因无法掌握规模不小的非正规经济而失效。

　　索托所论证的另一条道路，既不是继续采取错误的重商主义政策，也不是以恐怖主义等暴力性手段去颠覆现有体制，而是走第三条道路——改革：改革现有法律体制，精简行政审批程序和事项，分散权力，解除和放松政府管制，废除国营企业特权，实施民主立法，建立公平自由的竞争市场，减少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从而将正规经营者和非正规经营者都纳入共同的经济和法律体系，汲取新兴的社会和经济力量，防止颠覆性或犯罪性的暴力活动，利用非正规经济活动的力量推动经济和社会进步。

　　索托的研究对象是他的祖国秘鲁，但从中可以看到许多我们的影子。对照现实，我们依然在定期不定期驱逐城市的街道商贩，采取各种手段打击“黑车”，强制拆除非法定居地，甚至用一把火对付乱搭棚户，为此还曾闹出命案等等。这不能不让我们反思：何以长期以来对非正规经济缺乏深入关注和调研？社会为什么会出现非正规经济？如何看待社会底层的谋生手段？底层人民天然合理的追求幸福的权利和创业的动力该不该剥夺？

　　近30年来，我们走过弯路，但也部分地做出了合符历史发展逻辑的选择。所以，我们有了今天闻名于世的义乌全球小商品市场，有了三分天下的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

　　索托现在是秘鲁自由与民主学会主席。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将这个学会列为世界上两个最重要的“智囊团”之一。如今，他正在为全球20多个国家和政府首脑制定所有权改革计划。他的计划来自这样的信念：市场经济的真正力量，要依赖于所有人在工作上的智慧和能力，而不是某些具有垄断权利的精英集团有限的贡献；一国经济上的成功，来自国家需要的产品和服务，能最大程度地得以生产和创造，而不是来自政府给予的特权和垄断权！因为，只有使每个公民都拥有归属感和成就感，国家才能进步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