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已故经济学家赵迺抟先生的家属汇编了一本书——《雪泥鸿爪——赵迺抟文集》，收录了赵老先生生前公开发表过的总共78篇长短文章，以前并没有公开出版，只是印了一些分赠亲友。我有幸收到一本。认真翻阅一遍，对赵先生的学问和人品又多出几分敬佩。

　　好几年前，我在翻检民国旧书时，偶尔看到赵迺抟先生所著的《欧美经济学史》，大感惊异。这本书资料翔实，评论中肯，质量远胜于现在市面上国人编著的“西方经济思想史”。它出版于1948年，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而当时，我对赵迺抟是谁，完全一无所知。

　　后来读到材料多了，才逐渐了解赵先生的生平。赵迺抟（1897－1986），字廉澄，杭州人。父亲是小学校长，后来又担任浙江省教育厅秘书，但家庭条件并不宽裕。赵迺抟上过私塾，后转入新式小学，主要学习是古籍。他曾一度师从沈钧儒先生，故国学功底非常好，这为他日后改治经济思想史打下了基础。

　　他中学在杭州府中学就读，练就了出色的中、英文底子。赵在1915年顺利考入北大预科，苦读中、英文，于1918年毕业。当时，赵的杭州同乡马寅初刚刚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应聘于北大，无限风光。赵决心跟着马寅初攻读经济学。可惜北大在很长一段时间并无经济系，赵就读了法科经济门的学位。

　　赵在北大读书时，条件十分艰苦，必须半工半读。比如，他曾长期给翁同龢的几个孙子上外语课，又为了报答中学校长钱家治对他的资助，一直去给当时还上中学的钱学森补习中英文，空余还从蔡元培任馆长的国史馆里接零活，翻译过一部《希腊史》。

　　毕业以后，赵迺抟参加官费留美考试，名列第一，终于有机会赴美留学。赵迺抟选择了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因为他的导师马寅初毕业于此。接下来的7年，赵迺抟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苦读，几乎足不出户，整整几年没出门看过什么电影。

　　哥伦比亚大学名师甚多，有两人对赵迺抟最为重要，一是米契尔，一是赛利格曼。米契尔研究“经济周期”理论，是当时国际上最热最前沿的学问，后来中国国内亦有不少学者致力于此。赵迺抟明知米契尔治学最苛刻，仍然选择他作为硕士论文导师，他的硕士论文《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比较研究》顺利通过，并获得好评。

　　在博士阶段，赵迺抟跟着赛利格曼研读经济思想史，从而开辟了学问的另一阶段。赵迺抟跟着经济思想史大家赛利格曼学思想史，偏不想做什么“中国经济思想”，倒想挑一个西方人来研究研究。

　　他与赛利格曼最后商定，研究英国早期经济学家理查德·琼斯的思想。赵迺抟为此四处搜集材料，他竟搜到了琼斯著作16种，研究琼斯的书籍74种及论文52篇，还有大量书信。由此，可见赵氏治学的认真和细致。赵迺抟在此基础上写出论文，并确立了琼斯作为“早期制度经济学家”的历史地位。

　　抗战以前，赵迺抟发表的文章几乎全是关于纯粹经济理论和经济思想，与现实问题少有联系。赵迺抟准确地引入西方最新的经济理论如信用消费、价格理论、动态经济、商业循环（即今日之经济周期理论）等方面的理论，语言平实而准确。同时，赵迺抟在经济思想史方面亦已展示出极高造诣。1936年是亚当·斯密《国富论》出版160周年，赵迺抟写了一篇《国富论学说述原》，把斯密思想的来龙去脉说得清清楚楚。他在材料上下过极大功夫，所引用的相当一部分材料都很罕见，至今还没见过什么其他经济学家研究过。

　　抗战爆发，赵迺抟随着队伍一同去了云南，继续在西南联大任教。北大的赵迺抟与清华的陈岱孙对西南联大经济学教育贡献最大，又要组织教学，又要开设多门必修课和选修课程。此外，赵还抽空在昆明鹅塘边写完了《欧美经济学史》初稿。

　　抗战以后，赵迺抟发表文章的风格却一下子有了转变，正应了他自诩“不将心事付烟霞”的题诗。赵迺抟积极思考着战后重建问题。可是，在恢复经济秩序的过程当中，物价飞涨，官僚机构堕落，中国经济体质向着崩溃的方向大步迈进。赵迺抟认为，问题的根本在于官僚资本垄断，在于制度建设腐坏。

　　赵迺抟写了大量批评当时政府政策和财政手段的文章，反对金圆券，直陈其弊。1947年时，他还与刘大中等经济学家一起发表了“我们对于《经济改革方案》之意见”的公开信，再次批评政府，试图挽救经济。可惜一切努力都已太晚。

　　1953年以后，赵先生失去再上讲台的机会，他把讲义留给其他老师，自己则专心投入古代经济思想史料的汇编整理。30年间，他手抄了8000多张卡片，600多万字，汇编起来定名为《披沙录》。全书在1986年他去世之前完成，共分5卷，北大出版社出了2卷。据说由于市场等诸方面原因，20年过去了，剩下的3卷还是未能与读者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