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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萍
胡祖六——一个给媒体印象深刻的经济学家，出生在中国内地，风华正茂时求学海外，目前是高盛亚洲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经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在与这位经济学家的交流中，你会发现，他那颇为独特的个人经历，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发展历程的一个旁证。而他那犀利、睿智的观点与见解，更是折射出他的智慧与学术功底。
机遇垂青
跻身于顶级国际金融机构
1963年，胡祖六出生在湖南湘阴。少年时代，他的第一个机遇降临，那就是中国恢复高考。他说，当时根本不知道有“经济学”这个学科，由于“科学救国”很流行，所以就报考了力学，天资聪颖的他顺利地考上了清华大学，并在清华获得了工学硕士。
在北京求学期间，他开阔了眼界，胡祖六也逐渐认识到现代市场经济管理的重要性。此时，恰好中国要向美国公派几位留学生学习宏观经济学。胡祖六从百里挑一的选秀中脱颖而出，得以进入美国哈佛大学深造。在那一班博士中，有着当今活跃在中国经济学界中的一些著名学者，包括许成钢、李稻葵、樊钢和王一江等。
“枯燥的经济学很有意思，仿佛大而无当，却和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汇率和利率的计算也非常有趣。”尽管胡祖六说起来语气相当轻松，但仍可窥视出他初到哈佛时所感到的巨大压力。
作为哈佛几大著名经济学家的弟子，经过数年异常严格的经济学训练，在博士毕业后，胡祖六自然而然地进入了世界著名的金融机构。
1991年到1996年期间，胡祖六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官员，先后供职于亚太局、财政事务局和研究局，主要从事经济研究，并参与了对许多成员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磋商与技术援助工作。1996年，他已经是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首席经济学家。
当时“亚洲模式”正独领风骚。深受导师萨莫斯入世风格影响的胡祖六，不禁心向往之。恰在此时，一位同学向高盛公司推荐了他。
高盛在世界十大投行中名列前茅，而这些投行都是世界经济生态链中接近顶端者。在这个生态链中，为跨国公司OEM加工产品者在最底端，其上是一般传统的跨国公司，再上是如INTEL和IBM之类的高新技术产业垄断巨头，高盛等投行又在更上一层。最后，位于金字塔顶的是标准普尔，每年对投行的评价正是由标准普尔作出的。
“在投行模式中，高级经理人的经济学功力和话语权至关重要。唯有当你具有了足够的话语权，才能让别人愿意坐下来倾听你的声音，然后被你说服并让你替他在资本市场服务，这样你才能收取佣金。”而在高盛的眼中，胡祖六显然已经是拥有一定话语权的人，年轻、精力充沛决定了他可胜任投行的超级高负荷工作，更何况他还是中国人。一切条件都如此理想，注定了高盛与胡祖六的“一见钟情”。
1997年，刚到高盛赴任的胡祖六就遭遇了亚洲金融风暴。东南亚各国汇率极度动荡，金融危机导致经济危机，有的国家经济甚至在一夜之间被称为“倒退十年”。
亚洲金融如同多米诺骨牌一个个倒下之后，世界经济界自然产生下一个猜想，即人民币会不会贬值？中国会不会发生金融危机？西方的经济学家大多预言中国难逃此劫，但胡祖六却根据自己的研究分析断言：“人民币不会贬值！”在当时各种不利于中国的分析言论甚嚣尘上的背景下，胡祖六的良好预期给人们留下了初步印象。事后，市场证明了胡祖六的预见。由此，他开始在国际资本市场也拥有了一定的话语权。
游走于学界与外资投行之间的经济学家
胡祖六曾经说过：“我在国外投资者面前，更多讲中国的前景；而在国内，更多讲问题和差距。我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这也许是他最坦诚的内心独白。
早在2003年，胡祖六即对外表示：不应把实行浮动汇率制和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开放两个问题混为一谈，人民币汇率放开，依然可以对资本项目实行必要的管制。而2004年底，他更是宣称，汇率制度改革条件已经成熟。他的这些观点随着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币汇率改革而被证明是具有前瞻性的。
同时，胡祖六亦在各种场合积极呼吁，国内相关机构应消除外资进入金融业的“非理性恐惧感”。他的论据之一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银行不良资产率与该国金融开放度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因为，这些论断凸显出了他的过人判断力，他在国内的影响力与知名度也与日俱增。
当然，作为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胡祖六也同样切实履行着自己应尽的职责。2005年，股权交易和并购事件频繁发生，高盛参与了中国网通集团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的收购案、平安保险公司10亿美元的股权出售案。高盛在亚洲的业务收入与上年同期相比上升了近二分之一，其中收入的50%来自于中国，超过了日本。业内人士透露，胡祖六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前中国经济最大风险是资产价格膨胀泡沫
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全面开放之际，站在中国与世界其他经济体进行全面竞争的起始点上，胡祖六眼下思考最多的问题是有关中国金融体系建设的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表明，无论是中国制造业还是金融业，只有通过竞争，才能越做越强，”他说：“虽然目前中国对于外资仍然存在一些限制，但我相信，金融市场开放的步伐将会越来越快，我相信中国一定会诞生一个健康、高效、具有强大国际竞争力的金融体系。”
对于中国金融业全面开放之后中外资银行之间的竞争与合作，胡祖六认为，目前中国银行业的竞争绝大部分仍旧是本土银行之间的竞争，而不是外资银行同中资银行之间的竞争。毕竟外资银行的网点、业务范围和资产规模等还是很小的。但是，外资银行进来，带来新的产品、理念和服务，可以促进中国金融市场更好发展。只有在竞争中才能培养比较有效率的金融体制。因此，竞争对于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除了竞争，中外资银行之间有很多的合作，包括业务和培训等方面。“正是通过近距离竞争与合作，外资银行的很多产品和经验才能转移到中国来。”
国内商业银行发展投行业务方兴未艾，身为投行高层的胡祖六却认为这一问题需要谨慎对待，因为：“首先，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商业银行自身擅长的核心业务还有巨大的成长空间，不只是未来1至2年，而是未来10年和20年，甚至在更长的时间内，商业银行还是需要集中精力和资源发展和强化主营业务。”
“其次，投资银行业务和商业银行业务有很大的不同，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将会更多。在目前商业银行业务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改进的情况下，盲目投入资源去发展投行业务具有很大的风险。”
“第三，从国际经验看，花旗、美洲银行、汇丰这些银行巨头，在发展投行业务方面也是经历了一条非常漫长、坎坷、曲折的道路，成效如何至今还无定论。最近的美国次贷危机，以及抵押证券化产品，给包括美林、贝尔斯登等在内的投行所造成的巨大损失也应引人深思。”
从胡祖六这位“海归”的经济学人身上，或许能感受到他身上那股知识分子特有的家国之忧，和以“经世济民”为怀抱的高度社会责任感。
“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是资产价格膨胀的风险。虽然国内的粮食、猪肉等价格有所上升，但我认为CPI风险仍然处在一个可控的水平，而且粮食、猪肉等相对价格的提高在增加农民收入方面还是有所帮助的，所以这并不是我最大的担心。”
“可是说到资产价格膨胀，就包括到股市和房地产市场，”胡祖六说：“当前普遍存在一种盲目的乐观，认为股市和房市将会只涨不落，对此我是不敢苟同的。我非常看好中国的经济基本面，但现在的股价已经和当前即使非常好的经济基本面发生了偏离，越来越具泡沫性。现在中国经济处在一个非常微妙复杂的位置，如何面对资产泡沫风险，对我国的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都已构成了非常大的挑战。如果这个泡沫没有得到有效的调整，反而越演越大或变本加厉，最后将不可避免出现泡沫破灭的结果，这将会给我国的投资者、老百姓的信心以及实体经济带来非常大的破坏力和不利影响。”
胡祖六给出的对策是：首先需要有果断的货币政策，充分让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第二，除了利率与准备金比率的调整，汇率政策还有颇大的调整空间。如果汇率更灵活，就能够帮助更有效地控制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膨胀。最后，中国还应当更善于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