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经济是人类社会的两大活动，它们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作为反映现实的政治学与经济学，也如同一对欢喜冤家，其聚散离合贯穿了人类的学科发展史。

　　从历史上来看，政治学的产生要早于经济学，希腊城邦的民主制和政体变动孕育了政治学，那时经济学尚未形成。

　　古希腊的城邦学说初步涉及了国家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问题。但是，城邦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古希腊还没有出现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分化。城邦学以研究城邦政体为主，也研究社会、经济、文化等现象。当时，经济学的雏形是家务管理，尚未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当时的政治制度主要是城邦制度，政治学即关于治理城邦的学问，国家的起源、政体、国家的组织和管理等从那时起就成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

　　古希腊时代，在城邦层次上基本没有经济活动，生产和交换都以家庭为单位。因此，当时只有政府通过管理来促进经济的初步思想。例如，古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认为，城邦可以在促进经济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他的主张可以说是最早的政治经济学观点。大哲学家柏拉图最早明确和集中地阐述了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在《理想国》中他勾画了理想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认为从财产所有制、家庭构成、人口繁衍、教育等社会经济政治各个方面都要由城邦管理。此外，他还把私有制与理想国家对立起来，认为私人拥有财产会妨碍公共精神的形成。亚里士多德虽是众所周知的众多学科的奠基人，但在其学科分类中还没有经济学，他把有关经济（家政）的管理放在伦理学中。

　　随着近代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真正学科意义上的经济学才形成。经济学从一开始就与政治学在国家问题上有重合，政治学从保护权利的角度研究国家，经济学则从财富增长的角度来看待国家。

　　近代资产阶级在西方崛起后，在政治上抬高了国家和法律的地位，在制度上强调中央集权，以遏制神权而维护个人权利。经济学的形成则是以政治经济学面貌出现的。政治经济学首次提出了经济整体的效果评价问题与国家在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认为经济的目标是增加财富，国家的任务是保证财富的增加。

　　最初的政治经济学流派是16－17世纪时产生的重商主义，强调国家在经济中的地位，主张国家的干预是国家致富的保证，并把增加财富当作国家的主要功能，国家的经济政策的目的是获取金银。法国重商主义者孟克列钦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政治经济学”的名称。

　　近代后期，随着资本主义统治地位的确立，突出个人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和限制国家权力成为政治学说的主要话题。随着产业革命的完成，产业资产阶级崛起成为西方国家中的主导阶级，他们要求更多的个人自由，特别是经济活动方面的自由。经济学中出现反对国家干预的思想是在18世纪末出现的，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被公认为“自由放任思想”的创始人。大卫·李嘉图通过对工资、利润和地租的研究，发现了当时条件下地主与资本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反对政府干预私人经济，并将这一分析运用到国际关系中，认为分工和自由贸易将有利于各国。

　　从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经济学与政治学开始“分道扬镳”。剑桥大学经济学家马歇尔在斯密的基本主张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关于自由市场的经济学体系。他集中于微观经济分析，把制度当作不变的常量，只考察既定制度下稀缺资源的配置和效率问题。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政治经济学”这一术语为“经济学”这一名称所取代。

　　但随着资本主义发展，政治学和经济学很快又逐渐“重归于好”。 在1930年代，爆发了一场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当时自由放任的思想无法解决危机问题，强调国家干预的凯恩斯经济学就应运而生。同时，强调从整体角度评价经济、探讨在均衡条件下如何实现资源的最优分配的思想，推动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复合。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创立新古典综合派，把国家正式纳入经济学体系，经济学又开始包含了政治内容。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经济学和政治学不约而同地把研究目光投向政府。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等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开始讨论典型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并对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学说提出了尖锐批评，认为造成滞胀的原因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及其错误政策。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运用经济学的方法专门研究了政府失败的原因。新制度经济学的经济学家们，从经济的角度来研究制度问题，这不仅为经济学开拓了新的视野，而且使人们对制度的认识有了一个新的角度。

　　由于政治经济学从主要政治和经济制度角度出发，为认识和研究相互依赖的国家、公司和市场等复杂问题提供了新的观察视野。由此，政治经济学的复兴反映了当代学界多学科融合的一种发展趋势，代表了西方经济学和政治学未来研究的一个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