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 铭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在全球化、城市化和倾向于沿海地区的经济政策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工业出现了非常明显的集聚趋势。如果几十年后的中国能在沿海地区（特别是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湾地区）三大经济带集聚超过一半的人口，并且7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那么，经济发展的集聚效应将得到更为充分的发挥，人地矛盾将大大缓解。
与此同时，却因为地方政府的分割市场行为和户籍制度、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对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限制，中国工业集聚远未达到它应该达到的水平。中国经济增长正由于城市化水平被人为地压低，城市规模偏小，城市之间规模差异不够大而受损。必须认识到，工业的集聚是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如果试图在经济集聚还没有达到应有水平的条件下，简单地通过经济的分散化发展来追求区域平衡，将使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失去经济持续发展的推动力和竞争力的来源。
工业集聚在大力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成了地区间和城乡间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而收入差距的扩大又会对经济可持续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协调城乡和区域间发展的重要性，并已开始将更多的财政转移支付转向相对落后的内地和农村地区。但是，从效果上来看，还没有证据显示出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能够起到推动较落后地区经济更快增长的作用。地区和城乡间的收入差距仍然在持续地扩大。
那么，经济的集聚和地区间差距真的是一对不可协调的矛盾吗？笔者的回答是“不”！
首先，集聚效应并不是无止境的，随着人口和经济活动的集聚，将出现抵消集聚效应的“拥挤效应”，包括交通拥挤、环境污染、土地和劳动力价格上升等，最后，在集聚效应和拥挤效应之间，城市规模将达到某个最优水平。第二，劳动力合理流动有利于充分发挥城市经济发展的规模效应，最终这对于缩小地区和城乡间收入差距也有积极作用。据世界银行的研究，在美国、智利和巴基斯坦，地区间的收入差距收敛都是因为更充分的要素流动性，而不是地区的特殊政策。在美国和法国的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地区间差距扩大，但是后来，要素流动和持续发展最终缩小了地区间的差距。从全球范围来看，越富的国家地区间差距越小。第三，如果集聚效应与拥挤效应是相伴随的，那么，在经济集聚地区和相对落后地区之间，生活质量的差异就将远远小于经济发展的差异，在人口可自由流动的条件下，不同偏好的人就可以选择适宜自己居住的地区。第四，中国只有通过集聚才能持续发展，最终才能有更多的财政收入来进行区域间的转移支付。相反，如果放弃集聚，就会降低做大“蛋糕”的速度，就会使大家受损，政府也将缺乏财力在实施区域间平衡发展的政策。
当然，出于公平和稳定的需要，中国也必须通过转移支付来防止地区间的差距过大。但是，区域间的平衡发展不能过于依赖财政转移支付，转移支付也不应简单地用于补贴收入，区域和城乡间的平衡发展并不一定要以牺牲经济效率为代价。如果中国政府不希望在控制城乡和区域间收入差距时牺牲了增长，那么，就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调整政策：
从发挥规模效应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的角度来说，应该打破市场分割，改革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促进劳动力跨地区流动，提高城市化和经济集聚水平，特别是应在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湾地区推动城市人口规模的适度扩张。为促进城乡间和区域间的公共服务均等化，特别要缩小地区间公务员的工资差距和公共服务人员（比较中小学老师）的工资差距，而不要简单地进行转移支付，片面强调硬件均等化，更不应将转移支付用于对内地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进行直接的生产性投资。在劳动力还没有完全自由流动的情况下，更应注重对落后地区和农村加强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投资。还有，把平衡发展的政策重点调整为整合城乡二元经济，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特别是内地省份的城乡收入差距，这一政策将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同时，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
在区域间协调发展的问题上，中央政府的作用至少应体现在以下方面：维持国内的统一大市场、推动跨省的区域合作、削弱地方政府的权力，弱化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推进基于物业税的地方公共服务的适度均等化等。
在当今世界，保持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对中国来说尤其重要。中国也必须依赖于统一的大市场来发挥一个大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特别是发展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比如大型民用飞机和卫星地理定位系统等。为此，应通过立法保证地方政府不能采取分割商品市场的做法。目前，首先需要推动的是长三角、江三角和环渤海湾三大经济圈的区域内合作。面对来自于区域间社会保障体系不对接而引起的劳动力流动障碍，中央应考虑建立有利于区域内统一市场的利益平衡和协商机制。
不可否认，中国在过去30年中，借助于政府的推动力获得了经济快速发展，但到了今天，只有通过弱化地方政府干预经济的力量才能获得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央政府现在通过干部的异地交流来带动较落后地区的发展，防止地方力量过强，其代价是地方官员的任期只有短短几年，只要地方政府官员的权力不削弱，地方政府就始终只追求短期目标。再从另一方面看，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的需求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强了，特别是沿海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那里私人部门越来越强大，资本市场融资功能也基本建立，已能够取代政府来投资一些重大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