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史学者

　　在国家内部，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分离的情形是很常见的。在中国，这种分离持续的时间尤其长，从宋代以后就开始了，原因在于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这种分离有时会带来对抗、竞争，当然也会形成不同的文化风尚。在中国，南方和北方不仅是地域概念，相当程度上也是文化的分界。这种文化分界直到今天仍然对国人的经济行为发挥着重大影响，却不易被察觉。在农业社会，这种行为差别会被缩小，因为人们之间的经济交往半径有限，而且经济事务的重要性较低。同理，在工商社会，这种差别就会被放大。比如民国初年的金融业。

　　在民国初年，北京和上海同为中国金融业的两个中心。1920年，总行设在北京的华资银行有23家，额定资本总额约14674万元，其中，中国和交通两银行对全国的金融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上海的华资银行有9家，额定资本总额约802万元。从表面看，北京的金融地位还要高于上海。但是，远在1927年中国的政治中心南移之前，北京的金融地位就已经在下降了，1927年之后，迅速被上海取代。其原因之一，就在于两地金融业不同的经营风格。

　　北京的银行与政府的关系更密切，这固然是由于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官方性质，但也是银行家适应当地社会文化习惯的结果。北京的银行家更乐意迎合政府、官宦权贵的需求，而上海的银行则更重平民化和商业化。试以金城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为例。

　　总行虽设在天津，但与交通银行有着极深渊源的金城银行素来很有北京银行的特色：直到1927年，经过多次增资扩股后，军阀、官僚所占股份依然高达50.5%。在北洋军阀时期，金城银行的股东中，曾任督军、总长以上的人物颇多。那时候的金城银行，存款主要靠军阀和官僚大户。例如，安徽省政府主席陈调元，经名画家陈半丁介绍，曾存入金城500万元巨款；盛宣怀之子盛恩颐，经宋之瑗介绍，曾在金城北京分行和大连分行存款约100万元。而在上海起家、壮大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则从小做起，以二十年功夫，将其储户发展至15万7千余人，按当时全国人口5亿计算，几乎每3000人中就有一人在该行开户。正是这些小人物，把上海银行的储蓄存款额从1915年的57万元增至1926年的3244万元。

　　当时的人们说，“金城银行周作民手下有吃、喝、嫖、赌、玩古董五种人才，针对要敷衍逢迎的人物的爱好，他就用擅长那一方面的人才投其所好，以拉拢关系。”他们的生意很多就是在吃喝玩乐中完成的。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为了便于让普通人接近，其总经理陈光甫命令各支行机构的大门要开得较一般银行小，上海总行大厦，还特意把几米宽的大门封闭了，出入改走边门。陈光甫明智地意识到：“我行往来多系中下层小户，如果银行搞得太阔气，小额储户就可能不敢上门。”

　　金城银行的经营更为灵活，更善于抓住机会，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就更为重视规矩和信用。金城银行的周作民对于某些大权在握的高级人员，往往比较迁就放纵。有的人生活腐化、任意挥霍，甚至拖欠行里很多钱，最后经过他批准，都能作为呆账一笔勾销。因此，周作民延用的分行经理，比如上海分行经理吴蕴斋、汉口分行经理王毅灵、青岛分行经理曹汝霖的女婿陈图南等人，亦多善于应酬、拉拢、逢迎、勾结，以推进银行的业务。陈光甫在上海银行则厉行纪律、严格监督。各分行都要向他及时报告经营状况，重大事情要请他决定，他也绝不允许分行经理越出行规行事，哪怕是给公司带来了利润。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副总经理兼汉口分行经理唐寿民的遭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唐寿民讲义气、胆子大、做事果断、善于交际、敢于行贿，当然对于给自己捞钱也绝不手软；虽然他的汉口分行效益不错，但是最终还是难以和陈光甫相处。陈光甫在日记中痛批汉口分行：“一种黑暗之气笼罩全行，或云腐败气亦可”。与此相应，上海银行的内部管理更重视制度化，而金城银行则更倾向于用利益来刺激、用权谋来驾驭下属。

　　从总体上来说，北京的银行往往更积极于和政府建立密切关系，而上海的银行则在与政府的关系中更为被动，即便在1927年，国民政府建都南京以后也是如此。1923年，《银行周报》上的一篇文章说：银行业最危险的倾向，就是“喜与政府为缘，以与政府往来为惟一之业务”。实际上1919年之后，华资银行就逐渐疏远了与军政当局的关系。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国的金融中心开始向上海转移。这当然绝非巧合。

　　金融中心转移的标志性事件为1916年上海中国银行抵制停兑令事件。1916年4月，中国、交通两行出现挤兑，5月，财政部电令各地中、交两行停止纸币兑付。上海的中国银行经理宋汉章、张嘉璈则认为，若奉命照办，则中国的银行信用必将从此荡然无存，永无恢复之望。他们在当时上海的其他银行家支持下，毅然拒绝执行停兑令，通告上海各界，中行存款、钞票一律照常兑现，营业照常办理。此举成功应付了挤兑风波。这一仗的胜利，对于建立中国的银行业的信用影响巨大，而上海的金融霸主地位、上海银行家的形象和定位也由此奠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