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个月，中国经济史学界接连失去了赵俪生和陈振汉两位先生。这两位老先生分属不同的学术流派，赵先生从史学入经济，陈先生则从经济入史学，各有极大成就。

　　赵俪生没有出国留学经历，也没有主持过什么大型国家课题，大半辈子呆在偏远的兰州大学，研究被认为“过时”的中国制度史。他研究的内容“太土”，所以很少为专业以外的读者所知。直到他的弟子近年来影响越来越大，人们才注意到有这样一个被边缘化多年的老前辈。

　　赵俪生生于1917年，从小就富有热情，中学时代投身于现代新文学运动，发表过不少白话诗。18岁考入清华大学外语系，参加过“左翼作家联盟”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著名的“一二九”运动中是个活跃分子。抗战爆发后，赵俪生感到“历史学更深刻”，从此由文学步入史学大门，研究明末清初几位思想家思想。

　　抗战期间，赵俪生一直在西北做中学教员，因没有机会出国留学，便从中国古籍入手“追补”学问，在这点上，他与国学大师钱穆的治学路径颇有契合之处。后来，赵俪生在大学里也讲了很多年的“中国通史”。赵先生讲课极受学生欢迎。王家范曾说，赵俪生堪称钱穆之后在大学里讲授“中国通史”最成功的学者。

　　赵俪生没有明确的师承，但他“转益多师是吾师”，他曾深情回忆过闻一多先生对他人格的影响，嵇文甫先生对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有影响，王献唐先生对他学习古文献有影响。赵俪生把这些老师的影响融合起来，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经济史，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1949年以后，他被聘为山东大学教授，进入学术人生的高产期。他对“农民运动”的研究尤其引人瞩目，1955年出版的《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被认为是这个领域的奠基之作。当时向达先生说，解放后的中国新史学界有“五朵金花”，即主要讨论古史分期、农民战争、土地制度、民族关系与民族融合、资本主义萌芽这五大问题。赵先生即是其中最活跃的人物之一，对五朵“金花”中的三朵都有贡献。

　　可惜，从1958年起，赵俪生被划为右派分子，被撤去教授学衔，发表文章的权利基本上被剥夺了达20年之久，直到1979年始获改正。改正以后，赵俪生任兰州大学教授，带出一批研究生，并继续20年前未完成的工作，出版了《中国土地制度史》等重要著作。

　　陈振汉教授则完全属于另一套学问系统，他是哈佛大学经济学系毕业的博士，也是影响到1949年后中国经济学发展路径的学者之一。

　　陈振汉生于1912年，1928年以文科第一名考入杭州高级中学，次年考入南开大学预科，两年后毕业，直接升入由何廉与方显廷教授组建的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四年后，陈振汉考取清华大学公费留美，入哈佛大学经济系专攻经济史，指导教师是阿希尔和熊彼特，陈振汉在很短时间内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并在哈佛的《经济学季刊》（Q.J.E.，1941年，第LV卷，8月号）上发表了博士论文的核心部分，“美国棉纺织业成本和生产率的地区差异(1880-1910年)”。

　　陈振汉于1940年回到国内，应恩师何廉与方显廷之邀，就职于当时在重庆的南开经济研究所，后又兼任中央大学教授。抗战胜利以后，陈振汉回到北平，任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陈振汉的治学深受熊彼特思想影响，要求在经济史研究中体现出经济学家的理论水平和理论抽象能力，应该注重对历史统计资料的科学分析，一切理论论证也都应该有统计的基础支持。他的这种研究方式也大大影响到北大和南开的经济史研究风气。

　　解放时，陈振汉很坚决地留在了北京，出任北大法学院中国经济史研究室主任，开始选编《清实录》和《东华录》经济史资料。1950年9月至1951年8月期间，他还担任过《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委员，参加具体翻译工作。之后，他越来越少地讨论理论问题，而把主要精力放在史料整理和汇编上。1955年，他的论文《明末清初（1620-1720年）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地租和土地集中》产生过很大影响，成为当时明清史研究的一个热点。

　　1957年，陈振汉与徐毓旃、罗志如、巫宝三、宁嘉风、谷春帆五位知名经济学家合作撰写《我们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身为此文的执笔人，陈振汉很快被划为极右分子。在十年浩劫中，他又被发配到江西鲤鱼洲农场劳动改造，1979年才恢复工作。

　　在他一生的最后20多年里，陈振汉继续努力整理《清史录》中的经济史料，并出版了《清实录经济史资料》第一辑《农业编》，代表了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重大进步。

　　赵俪生和陈振汉这两位经济史名家的学术背景、治学方法截然不同，但都用实际行动表明对国家和学术的忠诚，命运也颇多相似之处，遽归道山，令人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