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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
安格斯·麦迪森在他的《世界经济千年史》中写道，在过去的几千年历史中，人类社会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饥饿、贫穷和灾荒的循环往复中度过。据他估计，在1000年时，人的平均寿命只有24岁。三分之一的婴儿在生命的第一年中死去，而其余的三分之二婴儿也为饥饿和流行疾病所折磨。只有到了1820年以后，人类的寿命才大大延长。如今，全球人的平均寿命是66年。但即使在最长寿的日本，人的平均寿命也不过82岁而已。
最近，美国和俄罗斯的一些科学家纷纷宣布，经过一定的基因控制之后，能制造出存活期是普通同类10倍的酵母，这一技术将使人的寿命能延长10倍，从而彻底改变人类社会的历史。而且，主持这一研究项目的美国南加州大学科学家瓦尔特·隆哥更宣称，未来的人类社会必将就是如此。屈指算来，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能比现在再多活700年之久。这是该喜呢，还是该忧呢？就如当年克隆技术在伦理学界引起广泛的恐慌一样，我们至少也应考虑一下这一延年益寿的生物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是福音，还是疯狂的诅咒？
其实，去年11月我在去台湾开会的飞机上就与几位随行的企业家激辩过相似的问题。当时，正值嫦娥一号探月卫星升空之际，国人大为振奋，这几位企业家天马行空式的逆向性思维方式却让我瞠目结舌：假如有朝一日，有人突然宣布在月球上遍地都是黄金，那么我们的贸易和金融体系将会怎么样？在月球上，有人带回了传说中的长生不老药，那么社会又会如何……事后想来，这些异想天开的问题绝非只是偶然，也绝非空想。只要其中的一个条件满足，都有可能会摧毁现有这些看似稳定的社会体系，重构一个新型的、我们至今都无法想象的社会。只是在现在这个激流勇进的社会中，我们这些被地球向心约束太久的人对此类考虑得太少而已。
第一个问题虽尚未出现，但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的美洲白银对后世500年世界格局的深远影响就可见一斑。阿西莫格鲁与合作者罗宾逊、张宇燕等经济学家都注意到了，这笔不小的飞来横财对英国的国家制度变迁以及政治革命的深远影响，将之视为奠定了西欧国家最终崛起的基础。越来越多的研究也证明，如今的社会制度虽貌似强大，但同样也极其脆弱，不堪一击，一个小小的意外发现或者偶然性事件都可能摧毁人类几千年以来承袭下来的社会制度遗产。对于第二个问题，虽然探月的发现还与之相距甚远，但看看这条新闻我们就不难察觉，不久将来的科技发展已完全有可能实现这些空想。
那么，我们接下去应该想象一下，未来的社会将会是怎样，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是否不再有必要存在？人类还有没有生儿育女的责任和意识呢？人和人之间的合作关系会如何呢？是加强，还是削弱呢？我们会不会重新走入一个混乱的“霍布斯状态”呢……
英年早逝的奥尔森应该是这方面最有权威的政治经济学家之一。按照他的时间偏好理论，“国王万岁”不再是臣子阿谀奉承的献媚之语，因为君王的有限生命和优先执政期使得这些安于享受的君王具有很大的时间贴现率，他们希望的是尽可能地多享受在人间的荣华富贵。“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Après moi, le deluge），是暴君路易十五留下臭名昭著的名言之一，也是生命有限视野下暴君短视决策的最生动写照。但假使给予他们足够长的生命期限，即使生性再残暴如商纣王、隋炀帝者，怕也会好好治理国家，善待民众，那样，周武王和姜子牙这些英雄也就无用武之地了。从这一角度来看，一旦人的寿命成倍延长，人类社会的国家和社会制度会日趋稳定，统治者或者执政者为了缓和民众之间的矛盾，会不得不采取更温和的税收政策和更好的公共服务，会希望民众能休养生息，尽可能少地诉诸于武力和革命的暴力手段。而民众呢，也会在一个稳定而良好的社会制度预期中，进行长期的生产性投资，尽可能少地减少投机行为。同时，每个人出于长期声誉的维护和投资，将可能地减少与别人的各种冲突、社会摩擦也可能会因之减少，政府对民众的强制力也会随之削弱，国家也会随之退出历史舞台。由此，整个社会将步入一个稳态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中。假如是这样，则霍布斯所担忧的“霍布斯状态”、麦迪森所描述的饥饿贫穷历史也就将一去不复返。
尽管有如此美好的社会蓝图，但现实的实现过程可能会是相当的漫长。正如美洲白银的意外冲击在长期内促使了西欧的强大崛起，但短期却使得西欧各国人民陷入了无止境的战争与混乱状态。因为财富格局变化速度太快，当时社会各阶层都无法快速适应，那些旧有势力的贵族、地主和其它既得利益者为了保护其原有的权力和利益，把整个欧洲都卷入了腥风血雨的利益之争中。同样，这场可能的生物技术革命也会有如此过程，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现行的国家制度和社会技术是在百年生命视野下经历了几千年历史沉淀遗留下来的，一旦突破了生命的原有时间界限，那么现有制度技术安排都必须重新调整，而调整过程的惨烈程度可能比以往任何时期的革命都要严重得多，而且谁也不知道未来将会如何。有限的想象能力使得我们的观念无法跟上这些节奏，也无法提前准备这些可能性的变化。在我们的想象空间中，未来仍是一组具有无限可能性的问号。如果有可能，我完全可以再与那几位企业家激辩上几天几夜，但结果还是那句话，我们唯一能确定的只是未来永远不确定。
由此看来，或许还不是现代技术水平达不到如此长寿的目标，更多的可能是因为现有社会技术还没有准备好来接受这一自然技术变革所带来的各种社会制度问题。或许我们已经习惯了百年人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决策，或许几千年的人类历史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行动惯性和历史痕迹。眼前即使再好的蓝图可勾，我们也无福消受。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位自负的科学家在最后不得不承认，“衰老也许并不只是身体磨损折旧的副作用，也是一种设计好的自然选择现象”。实际上，其中的挑战比他想象的还要复杂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