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旺
当前，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我们必须弄清楚：在开放的世界经济面前，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实际是世界经济运行与国内宏观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国内经济增长过快，是由于外贸增长快速带动投资增长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中美利差已经倒挂1%且人民币升值在5%以上时，国际资金套利欲望非常强烈。当大量外资进入中国但不投资而仅仅存款于商业银行套利时，仅仅提高存款保证金率已无法冲销其货币乘数效应带来的流动性泛滥。
因此，现在非常有必要对当前宏观经济所存在的问题作辩证的科学分析。当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特别是稳定物价方面迟迟收不到应有效果时，笔者认为，不妨转换一下思路，主要从财政政策入手去控制物价上升，通过大面积增加农业产品有效供给以稳定物价，实现经济平稳增长。
目前的国际性农业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是成本和需求上升、产量下降以及粮食库存减少的结果。从成本方面看，农业生产之化肥、农药、农机等价格都在上升。而这些生产要素价格的上升则源于石油价格上升，石油价格一路猛升，世人都清楚，是由美元贬值推动的。
从需求方面看，石油价格上升导致了替代原料特别是生物原料生产的发展，生物燃料行业又给粮食市场带来了新的压力。随着新兴经济体收入不断增加，推动了肉奶制品的消费，进一步增加了农业大宗商品的供给压力。肉奶制品的消费增长，更导致粮食需求成倍增长，从而形成了进入新世纪以来成本与需求共同推动粮价走高的局面。
中国加入WTO时，由于种种原因，缺乏及时保护农民利益的相应条款，而保护农民利益正是政府稳定物价的“牛鼻子”。正如在本届政协上有关专家所提出的，要实现宏观政策调控目标，现在必须在财政上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及保护力度。笔者认为,当前宏观经济问题是有效供给不足,只有充分发挥财政杠杆作用,增加粮食有效供给，才能达成宏观政策目标；也只有充分发挥财政杠杆作用,才能避免过紧的金融政策对宏观经济的挤压和可能造成的“金融危机”的副作用。
具体说来，首先是按乌拉圭回合谈判签署的《农业协议》实施农业保护政策。
虽然当前农产品价格已大幅上升，不过仍属十年来的恢复性上升。农业生产的低效率导致农民大量进城务工，而农民大量进城务工又与三十年来的农业特别是土地政策相关。为防止农产品价格大幅上升对CPI的冲击，在农业土地集中经营的历史过程中，国家财政政策有必要给予大量补贴。在粮食期货市场已经形成并顺利运转的今天，鼓励民间收购并在收购资金方面给予商业贷款，可以分流国家在粮食储备上的过大压力，这也是确保粮食安全必需的补充措施。粮食的公共储备水平与质量是一国安全的基础。中国粮食储备多出10%是安全的，如果少了10%，就有可能多支付50%的成本与代价。
经济水平提高，收入增长必然导致肉蛋禽等消费增长。为了在消费增长时确保在成本上升条件下的价格稳定，政策就得对一定规模生产肉蛋禽的企业比照物价和成本上升情况实行一定的补贴，以防副食品供应大起大落。此外，还有牲畜数量补贴、对成规模化的粮食生产者给予面积补贴、种子、农药、肥料、灌溉等投入补贴等。除了上述财政补贴，还可以考虑某些有补贴的贷款计划。
其次，笔者这里特别想强调的是，得尽快全面落实《农业协议》规定允许的“绿箱政策”范围的政策措施。所谓“绿箱政策”，是指政府在执行某项农业计划时其费用由纳税人负担而不是向消费者转移。这些措施主要包括：农业科研、病虫害控制、培训、推广与咨询服务、检疫等一般性政府服务，粮食安全的公共储备，国内地区间食品援助以及自然灾害救济支付等方面。实施农业保护政策与鼓励政策，还可以考虑与商业保险赠与政策结合，以促使现代农业生产与现代金融业特别是保险业的发展相适应。通常，政策性商业保险补贴会是宏观调控立竿见影的措施。
另外还可以通过投资引导农业生产结构调整，成立政府、机构和农民共同参与投资的实体，引导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对生产休耕计划和资源休闲计划及环境规划提供保护与援助，这些都可以在保护农业的同时提高农民的收入，进而实现中国农业的稳定高速增长。
再者，强化《农业协议》中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条款、保障条款以及国内支持政策的保护作用。
全世界多数国家都对国内农业有一定保护，即采取工业补贴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政策，从而在保护农业和维护农民利益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粮食安全。对农业生产补助，其实是国家财政对全体居民利益的补助。当补助与农业生产的规模数量结合时，价格将受供求关系的影响而不会暴涨暴跌。为了农业工业化和农业商业化，还需要把国家政策与市场调节有机结合起来，去加强农产品流通、农业信贷、农业风险保护、农业保障和扶贫，以使我国出现真正的农工商业价值链条的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