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海欧
“浮躁”这个词在当今社会是如此地流行。在极端浮躁的心态下，人际交往中，人们重视的更多是结果，过程则被简略为最小值。这似乎是经济社会的应有之道，自然也成为当今社会最盛行的行为方式。这种浮躁不安的心态渐次漫延到越来越多的社会层面。人们什么时候开始这样浮躁，又为什么会这样浮躁？
文化学者胡纪泽在他的新著《中国人的焦虑》如是解释：“我们如果分别考察今天的一些职业人的生活轨迹，就会几乎没有例外地发现，他们的生活已经完全浸泡在经济利益这个大染缸里面。他们的每个细胞都浸透了经济的利益，离开了经济利益他们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他们又像被上足了发条的陀螺，被绑在经济社会的巨大机器上，随着这机器的惯性身不由己地运行着，奔忙着，就在这身不由己的运行中释放着自己的生命能量。如果说他们是经济的动物，真是算不得过分的夸张。”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与胡先生的论述不谋而合，韦伯把现代经济社会称为一部巨大的机器。这部机器以经济利益为根本动力，机器的每个部分都是按照“合理性”或“合法性”的要求组合起来，在理性主义的统领下，井然有序，运作良好，形成现代社会著名的科层制。科层制无疑具有强大的可操作性，当然也会产生巨大的效益。在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管理制度、法律规范、经营计算等具体的形式体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左右着我们的全部社会行为。问题是，马克斯·韦伯所谓的科层制在把整个社会变成一部大机器的同时，把生活在其中的人变成了一部小机器。不容回避的事实是：在科层制中人本身被“非人格化”或“物化”了。
人不是机器，也不能成为机器。人是活生生的、有独立的自我意识的个体。人首先是精神的，其次才是肉体的。黑格尔曾表述过这样的意思，人穿衣服这件事，首先不是为了御寒，而是为了克服羞耻感的需要。马克斯·韦伯承认，科层制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在把人“非人格化”和“物化”的同时，造成了一个最大的问题，那就是忽略了人的价值观、道德观和生命的终极关怀。
被彻底纳入到经济机器和科层制中的人必然会产生强烈的焦虑。经济机器也好，科层制也好，都不过是理性主义的现代表达。人们早就认识到，理性只能解决人类对客观世界探索中的“是与非”的问题，而不能解决精神生活中的“对与错”的问题。对与错，就是人类精神生活最核心的价值观问题。人类需要灵魂的家园。正是在这里，《中国人的焦虑》告诉我们：“焦虑是产生于理性而脱离了理性轨道的一种情绪”。
这个定义，与过去所有的心理学家、哲学家以及社会学家的看法都不一样。受过严格医学训练的胡先生坦言在这一点上他走得相当大胆。对于自己设定的挑战书，他选取了一个十分奇特的角度：既有心理学的，也有哲学和社会学的，更多的是从文化学多个角度来审视问题，这也许正是他能够提出如此独特观点的一个基本原因。
在本书中，胡先生对人类文化的发展历程，尤其对古希腊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这两种人类文化的标志和源头作了细致的梳理。对于这两种文化的巨大差异，他的归纳是，中国文化是“理性不足，情理有余”。他认为，西方人从骨子里就是充满着焦虑的；而生活在传统中国文化中的中国人，并不产生明显的焦虑：“中国人——即便是寻常的中国人——的生活，既是一种世俗的生活，也是一种心灵的生活。在这种生活模式的指引下，伦理、道德、情理、精神渗透于中国人的哪怕最寻常、最底层生活的每个细节。”因此，“传统的中国人生活很少焦虑，即便发生焦虑，也较容易获得解决。随着焦虑的解决，中国人的心灵便在较低的物质生活中赢得宁静、安谧、平衡的生活气氛，在这种生活气氛中领悟到生命本源的意义，寻求到人生价值的最后归宿。”
在胡先生看来，现代中国人的焦虑，是由于西方理性主义文化的传入和中国传统文化遭受强烈冲击造成的，所以说是“双重的焦虑”。面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明成果，“中国人始终处于被动的状态：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应对；不断的应对，不断的失落；不断的失落，不断的焦虑。”
胡先生把自己的探索称为“一次文化突围的尝试”是有些意思的，他告诉我，他最终的目的是想在重建中国文化上做点自己能做的事情。他谙熟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尤其对明朝的大学者王阳明非常心仪。但他认为现代中国人不能完全回到传统文化中去。事实上，在这个现代化迅猛发展的过程中，中国人就是想回到传统文化中去也回不去的。现代人只有做现代事才能真正向前发展，他宁愿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作为一位临床心理学家，他现在能够做的还是回到心理学，回到心理治疗学领域。他的“文化突围的尝试”，就是试图在某种程度上创立心理治疗学的“情理模式”，也就是说，要按照中国人“合情合理”或“通情达理”的方式来处理生活中的各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