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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东部时间上周四，纽约商品交易所4月交货的原油期货合约结算价上涨0.37％，报收于110.33美元/桶，盘中更创下111美元的历史新高，这是一周内国际油价第三次创下历史新高。至此，今年以来国际油价的平均水平超过95美元，较去年同期上涨了65%。
如果说今年年初国际油价首破100美元还可归结于那个想留名青史的操作员一时冲动的话，那么近期国际油价稳稳站上100美元则显然不能再用“偶然”来诠释。即便考虑到通货膨胀和美元贬值的因素，国际油价的实际价值也已超过了上世纪80年代的纪录。1980年，国际油价达到创纪录的每桶38美元最高水平，其实际价值也不过相当于今天的96到103美元。
另一边，各大投行近期纷纷调高对未来国际油价的预期水平。最早预言油价将达100美元的高盛研究团队表示，如果美国经济重获动能或是世界原油供应出现问题，油价下一步可能冲击200美元的目标。
“种种迹象显示，国际油价这几天其实已迎来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多位权威专家在接受上海证券报记者采访时如此断言。
接下来，国际油价的每一次突破都将创造新的历史。而对中国来说，尽管成品油定价机制暂时阻止了国内油价跟随国际步伐疯狂飙涨，但批零倒挂却令不少炼油企业陷入亏损境地，频繁出现的“油荒”亦肇因于此。
当国际油价步入“百元时代”后，人们该何去何从？这个曾经只有未来学家思考的问题如今已真正牵动万千普罗大众的神经。为此，上海证券报日前相约国内能源界五位权威人士，从本轮国际油价上涨的背景、中国所面临的挑战等多方面探讨高油价下中国的应对之策。
主持人：本报记者 陈其珏
嘉宾：
邓郁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
姜鑫民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主任助理
吴国华 商务部政策研究室处长
单卫国 中石油集团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市场研究所所长
张 抗 中石化股份公司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咨询中心副主任
（排名不分先后）
【根源】 多重合力齐推动
主持人：作为全球市场上最重要的基础性大宗商品之一，原油的期货结算价格自6年前掀开牛市大幕以来已足足上涨了400%。在这6年中，刺激国际油价不断创新高的因素——从美伊争端到新兴国家需求的增长等——一直在不断轮换。请问从去年年末以来的这轮上涨又是由什么力量推动的？
单卫国：我认为，本轮油价的上涨主要是美元贬值造成的。美国最近发布了就业率下降的报告，表明美国经济确实陷入了麻烦，而美联储近期很可能宣布继续降息，此举意味着美元贬值还会继续，这对以美元计价的国际油价无疑会带来助涨作用。
吴国华：除了美元贬值外，对冲基金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也不容轻视。后者将美元贬值、地缘政治、供求关系等促使油价上涨的因素进一步放大，导致国际油价连创新高。事实上，作为国际油价本轮大牛市的主要推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并不会在短时间内发生巨大改变，国际油价的飙升主要还是对冲基金放大的结果。
张抗：迄今为止，全球石油市场总体上还是处在供需基本平衡的状态，且一直存在剩余产能。因此，所谓“高油价”并非完全是供需问题造成的，因为目前仍然是供略大于需。这个趋势并未改变，并非如外界所料的是中印需求增加导致市场供需失衡。
邓郁松：必须指出，在目前阶段，我们对石油供给方面的研究还是非常少的，特别是对于供给行为的研究是非常非常弱的。而我个人观点是，正是由于供给行为，或者供给结构的变化，才是到目前造成国际油价既有稳定时期又有大波动时期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走势】 可能进一步上涨
主持人：国际油价这种咄咄逼人的上涨态势还会延续多久？未来走势会如何？
单卫国：由于美元贬值当下仍看不到终止的迹象，因此也很难估算油价飙升的上限，据说有的投资机构已开始讨论油价达到200美元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美元贬值还会刺激石油需求，因为美联储降息的目的就是为了刺激生产和消费。考虑到欧佩克下一次会议要到9月份再开，这意味在接下来长达半年的时间内，影响油价供需的因素主要来自库存变化。而在供需面紧张的情况下，库存减少的可能性大于增加。同时，在地缘政治方面，美国对伊朗制裁、哥伦比亚与厄瓜多尔冲突、委内瑞拉与埃克森美孚争端、尼日利亚恐怖袭击等不断爆发的事件都给国际石油市场埋下不稳定因素。故此，国际油价还有进一步上涨的空间。
邓郁松：决定近中期油价变化的关键因素并不在于总量多少，而在于供需结构的变化。在2030年之前，全球市场从供求总量来看，基本是平衡的。但国际油价变化是否已进入新阶段，要看这一阶段油价是否稳定，而稳定以市场结构为前提。目前看来，已到了一个寻找新平衡的时期，或者是新的供需结构基本稳定的阶段。到目前为止，这个阶段还在持续，因此我认为在未来十几年中油价大幅波动的状况不会变化。
主持人：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国际油价进入“百元时代”这样一个历史节点？
单卫国：对国际油价而言，最近几天已迎来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因为不仅在数字上，国际油价的实际价值也已突破了上世纪80年代的临界点。尽管美国经济出现衰退迹象对石油需求会有一定影响，但从全球看，新兴市场和产油国的石油需求仍在不断增加。这意味着供需层面对油价的支撑仍然存在。
张抗：“百元油价”只是个表面现象。假设汇率不变的话，当前100美元的油价约等于过去的40美元。另一方面，当美元贬值的同时，人民币和欧元都在升值。因此，看待国际油价必须同时考虑汇率变化的因素，最好以某年的不变美元值来衡量。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燃油开支在百姓日常开支中的比例是多了还是少了？近年有人统计过，国际油价上涨的这几年，燃油开支在美国中产阶层日常开支中的比例反而是下降了。对中国部分有车族来说，油费占比也未必上升多少。相反，倒是柴油价格上涨对农民的影响更大。毕竟，大部分人的收入都在提升，这使得人们对高油价的承受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
吴国华：从中国的角度出发，自然不希望国际油价涨得太高太快，因为这不利于我们控制可能的通货膨胀风险。
【对策】 避免被高价灼伤
主持人：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和第一大石油消费增量国。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已接近50%。当国际油价进入“百元时代”后，中国受到的影响有哪些？
张抗：油价上涨对中国的确有影响。但相对来说，对日、韩等缺少石油资源的国家影响更大，甚至包括欧佩克国家也可能受不了长期的高油价。毕竟，中国还有一半的油品是自己生产的。在我看来，简单化地讨论“百元油价”并不合适，必须将油价放在一个复杂的社会范畴内综合考量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中国并没有在油价上涨后出现贸易失衡，相反，中国外汇储备成为世界第一，而石油和油品进口在进口总额中的比例反而有所降低。这是由于进口石油对生产和出口有巨大的拉动作用，可以使中国出口的产品价值更高。
姜鑫民：油价上涨后对不同的领域影响是不一样的。在有些领域，石油和石化产品是刚性需求，即便价格上涨仍必须用，如交通用油和化工品原料等；而在另一些领域，如发电用油的需求就是一种弹性需求，因为即便不用成品油发电，还可用天然气或煤来发电。对不同的石油需求，应该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
主持人：面对这场以国际油价大涨为主轴、各类资源性产品纷纷上涨的大变局，中国要努力做好哪些工作，才能尽量避免被滚烫的国际油价所灼伤？
吴国华：首先，中国要大力发展节能和替代能源产业。对这两方面，国家都已出台了相关法令，接下来就看落实，尤其是财政税收等政策需要与此衔接。政府应该尝试用财政金融杠杆调动企业和个人节能的积极性。如能做到这一点，或可将油价上涨的挑战变成机遇。毕竟，在国际油价较低的时期，节能产业和替代能源很难获得发展空间，而当前的高油价时代将是这两大产业发展的机会。
张抗：中国应该“统筹兼顾，全面应对”，采取各种招数来接受国际油价上涨的挑战。
姜鑫民：出于保障国内能源安全的考虑，中国在高油价时代应尽可能加大勘探开发力度，增加资源供给。通常情况下，油价越高越应该用自己的石油，油价越低则应进口。同时，我们应鼓励节能，对高能耗产业进行调整。在保障石油刚性需求之余，也不忘发挥替代产品的作用。另外，还可通过税收等手段调控石油进出口，尽可能保证国内资源供应。
邓郁松：构建战略石油储备是保证能源安全的措施之一。但国家对储油时机和储油规模的把握并不完全取决于国际油价。一方面，谁也无法判断当时的油价水平是否足够低；另一方面，中国的石油储备战略有既定的计划，有些并不为外界因素所左右。
吴国华：另一方面，中国也应该转变产业结构和外贸增长方式，尤其是过去认为加工贸易要打通上下游产业链的观念需要改变。从节能减排的角度看，发展中下游产业的加工贸易有助于节能减排。中国不必追求过长的产业链，尤其“两高一资”（高污染、高能耗和资源性）产品的上游加工贸易可以放在国外进行。过去，我们片面要求延长产业链，希望加工料件国产化。但现在看来，完全可以在国外加工好后再运进来。因为上游产业恰恰多属于最耗能的板块。
【战略】 定价体系应理顺
主持人：多年来，中国一直采用严格管制成品油零售基准价的方式来削弱国际油价上涨给中国市场带来的冲击，您觉得这种做法合理吗？
单卫国：就国内成品油调价而言，目前很大一块阻力还是来自CPI。定价部门在决定成品油调价时不可能只考虑单一的成品油市场。前段时期，农产品价格已经上涨得很厉害，如果成品油再涨价的话，给相关产业带来的影响不言而喻，最终可能给本已过高的CPI涨幅带来影响。这也不是新问题，而是老问题了。但去年以来，这一问题似乎更突出。
姜鑫民：应该承认，发改委此前的价格调整策略还是比较成功的，至少保证了中国经济在国际油价高烧的情况下仍能维持增长。但长远来看，国内成品油价格体系还是应逐步理顺，并使之市场化。
张抗：长期的价格管制并不合适。在我看来，即便目前为了CPI只能控制油价上涨的话，长此以往还是可能陷于被动，“油荒”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同时，在国内外存在成品油价差的情况下，很多企业抵御不了利益诱惑，会出口油品和高耗能产品。放弃市场工具，以行政命令来控制油价的做法只能是短期行为，不可能长期维持。否则，政府就不得不一直充当“救火队员”的被动角色。
吴国华：中国在经过了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考验后，在宏观调控方面已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根据新的形势，中国还可采用新的组合，如一旦出现滞涨，可以采取提高供给的方法来应对。同时，政策组合还可进行变化。至于《节能法》和《可再生能源法》中关于财政、税收、金融方面的政策也需要落实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