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大幅下跌，流言四起，管理层是否应该救市？各执己见。抛开学术研究的观点分歧，参考各国政府监管机构在股市暴跌时所采取的行动，会发现这场争论关系到中国股市的原罪和趋势判断，救市与否关系到股权分置改革的成败。

　　基督教讲原罪，所以有“救赎”。中国股市的“原罪”之一是股权分置，所以我们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启动了股权分置改革，这就是一次全面的救市行动，不是救指数，而是救市场，不是救股民，而是救银行。两年的大牛市，银行股在总市值中的占比从不到7%上升到45%（中石油回归之前），银行业从六年前被世界银行判定“技术性破产”到今天傲世全球。如此“救命之恩”，银行业当然刻骨难忘。如今股市暴跌，银行资金难道不应该寻找被依法拓宽的渠道入市吗？银行资金本性如此，只因入市无门而置身市外，所以在救市呼声的背后是：依法拓宽入市资金渠道。

　　股权分置改革是救股市，股市大幅下跌直接威胁到股改的成败，舆论已经直指“大小非”的减持，甚至有人提出要政策限制“大小非”减持，这等于是要恢复股权分置。如果我们看到本轮股市暴跌来源于股市的资金面，而非来源于经济的基本面，救市之道无非是四个字：开源截流。开源不足，则必选截流，截流之争自然涉及先“截”谁的选择：是剑指“大小非”还是“再融资”？至此，救市之辩方才“图穷匕首见”，反救市者被卷入了股市最深层的冲突：或者牺牲中国股市的股权分置改革，或者延迟少数公司的融资和再融资，孰是孰非？显而易见。所以积极参与救市，就是坚持改革，一些善良的学者没有意识到他和她们的理论在这赤裸裸的利益纷争之下，无意中倒向了反对改革的立场。

　　政府救市？第一不该，第二不必，第三不能。这是某一流财经杂志主编近日提出的“三不”理论，言之凿凿，却似是而非。如果我说，值此股市暴跌之际，政府的态度应该是：先救市，再改革，必然招致一些所谓具有国际经验的专家和主编的口诛笔伐。但是换一个角色，本周在美国国会宣讲这六个字的人不是我，而是鲍尔森先生——现任美国财政部长，前高盛公司首席执行官。美国正在启动自1929年-1933年大萧条以来最大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鲍尔森提出第一要稳定股市，同时启动金融监管“新政”。美国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方案大大加强了美联储的权力，扩大了金融调控的范围，首次把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纳入了美联储的监管，并因此把多个政府监管机构与美联储合并，把美联储原先定位的银行监管，扩大到金融市场的全面监管。鲍尔森的新监管体制虽然没有达到英国的大一统金融监管局的程度，但是在职能、范围和目标等方面，显然都在仿效大一统的英式金融监管。美式监管和英式监管都在对证券市场的调控方面强化了政府的功能，以此为背景，我们再来评价某主编的“三不”理论，究竟谁没有金融理论常识？谁在曲解现代金融监管的趋势？谁在给这份一流财经杂志抹黑？

　　利益之争，学术之辩，在目前的中国股市上掀起层层巨浪，布下重重迷雾，结果是在所谓市场化的大旗之下，让人有了冠冕堂皇的借口逃避其理应承担的责任。在股市中，政府不仅仅是监管者，同时是中国股市最大的投资人，当然也是“浸淫股市多年的老手”。作为投资人的国家，看到股市中的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而无动于衷，这能说是理性投资人的行为吗？中国的文化政治传统历来排斥投资，致使政府总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投资人身份。但现代经济最大的特征之一是虚拟经济超越实体经济，证券化的财富日益成为国民财富的主体，这时政府作为国民财富的管理人之一，必然也是证券市场最大的投资人。把中国财政部的账面国有资产净值和股市中的国有股份市值简单做一个对比，国家财产的证券化程度就一目了然。既然政府也是投资人，国家、机构和散户三者之间就只有资产量级和行为模式的差别，没有利益的原则分歧；只有“浸淫”股市的新老之别，没有责任的阴差阳错。所以，让政府置身于股市之外还要防范“浸淫股市的老手”，这是对虚拟经济缺乏常识，对证券化的财富缺乏常识，对现代国家的经济职能缺乏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