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屡创新低，“救市”之声与“反救市”之音纷呈迭起。主张“救市”的朋友认为：为了保护投资者利益，政府应该推出救市措施，否则市场将会因为信心崩塌而出现系统性风险。反对“救市“的朋友则坚持捍卫市场的纯洁性，强调“中国式救市”与“美国式救市”并无可比之处，“救市”将导致市场对政府干预的路径依赖。股市跌，争论热，这种“景观”别有意味。

　　在我看来，业界在讨论“救市”问题时，明确“角色定位”是必不可缺的前提，即我们充其量是“建言立论”，切不可把自己看成“特权媒体”。对已经几乎“腰斩”的股市，政府到底采取什么措施，决定权在政府。政府现在不表态，但“政府密切关注股市”。所谓“密切关注”，即不是光看股市的涨涨跌跌，更要看这轮股市下跌的深层次因素，一是美国的次贷危机到底要持续多长时间，次贷危机的底到底有多深。二是国内的物价走势，不管是输入型通货膨胀还是结构性通货膨胀，和股市的上涨与下跌到底会产生何种“联动效应”，需要进行深入的而不是肤浅的研究。政府的决策将考虑多方面的因素，“政府要努力促进股市健康平稳持续发展，因为一个健康的可持续的资本市场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最终是有利的”，这一点，政府比我们任何人看得清楚。

　　但是，无论如何，这场关于“救市”的争论，不但折射了双方认知上的巨大差异，而且也展示未来各自都需做出反思的空间。其间，更有心态问题与专业性思维问题。比如，刘纪鹏先生在讨论“救市”问题时，说了这么一段话：胡舒立女士在一篇论及“不应救、不必救、也不能救”的文章中讲，“当前，‘救市说’肆无忌惮，传言四起，相当一部分引领者其实都是浸淫市场多年的老手，对于所谓救市的后果心知肚明。其之所以用‘亿万股民利益’和‘影响宏观经济运行’要挟救市，热衷传言，无非是企图在行情短期波动中渔一己之私利。管理层对此应洞悉，广大投资者亦当高度警觉、冷静待之。”刘纪鹏认为，胡女士关于“‘救市说’者中相当一部分引领者其实都是‘浸淫’市场的多年老手”，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提议，最好把这些“浸淫市场的多年老手”的名单一一列出来，然后登在媒体上，以引起市场的警觉。刘纪鹏的这个要求，我以为不为过。因为同样的事情，最近北京大学一位教授也提出过。他说，“为什么最近股价下跌呢？原因在于中国股市中存在为数不少的投机大户与更多无知的散户。”这位教授说的“心有不甘的投机者与盲从附和的散户”，与胡女士说的“浸淫市场多年的老手”，好像是“一丘之貉”。可惜，由于缺乏具体材料的印证以及相关的定量分析，可信度大打折扣。倘若把他们列为“压力集团”，在“倒逼”政府，无疑会提供诸多虚假信息，进而误导相关决策。这种现象，不可漠然视之。

　　由此，想到了中国资本市场的“专业智慧”问题。这个问题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研究中心主任胡汝银先生在去年年初就提出来的。他在“从环境体制文化三方面入手推动资本市场制度转型”中说， 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致命弱点和证券市场发展困难重重的真正原因之一，是市场治理的官僚化、非专业化和政府功能错位。就这一点而言，中国证券市场发展架构与政策的设计所需要寻求的不是什么“大智慧”，而是“专业智慧”。必须遵循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分工原理，按照专业化、市场化的原则，处理好监管与市场创新之间的关系，根本性地解决证券市场目前存在的严重、广泛的功能错位问题：在市场创新过程中，产品、交易机制等创新的主体是市场参与者，而不是监管者。

　　寥寥数语，掷地有声。要有“专业智慧”，首先要有“专业的治学精神”，充分的材料，翔实的数据，严谨的分析。科学的判断，是“建言立论”的前提。这可能是一件难事，但作为一个对事业负责对老百姓负责的学者、媒体人，却必须身体力行，而不是靠所谓的“大智慧”、“大字眼”糊弄人。否则即便是略占上风，其结果还是表层的。若不从思维和体制深层做出改变，未来类似事件将再发生，而且将以必然的下风而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