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担任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时，熟悉许善达的人都说许善达“一半是官员，一半是学者，而且两者之间协调得很好。”许善达从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的领导岗位退下来后，可以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研究性的工作了。许善达除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外，还担任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的独立董事，为两家巨型金融机构的发展建言献策，参加公司决策。他作为经济学家，目前是中国经济50人论坛的学术委员会委员，该论坛被认为是对中国决策层影响力最大的论坛之一。许善达对现在这种定位感到很惬意，他戏言：从行政岗位退下来后，我的烦恼减少了一半，终于在清晨有时间睡个懒觉了。

　　对跨国金融巨头不要盲目崇拜

　　上海证券报：我们从公开资料上可以了解到，你目前担任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的独立董事？

　　许善达：是的，成为这两家金融机构的独立董事其实和我以前的工作经历有关。当年国有银行改革时，我参加了商业银行改革的有关工作，当时小川在央行负责方案的研究和起草，财政部、银监会、证监会等许多部门的同志都参加了。三大行股份制重组乃至上市的方案当时我都参加讨论了。

　　除了这个因素之外，我在税务总局曾负责信息化工作，和商业银行的信息化工作也有共同之处。这方面我也可以做一些贡献。

　　上海证券报：你认为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怎么样？

　　许善达：我觉得工行的公司治理结构还是不错的，董事会、管理层、监事会等几个层面的作用发挥得还不错。公司开董事会之前，各个部门都会把准备上董事会议案的事先沟通，哪些方面需要修改或补充，都会事先提出来。有的草案由于准备不够充分，董事表示不同意，就决定暂时不上董事会了，叫有关部门重新准备再沟通。

　　我觉得现在工行在决策时的慎重程度，跟以前真的完全不一样了。而且现在的董事会都来自各方面，有高管层的执行董事，有大股东（财政部、汇金公司）派驻的董事，有独立董事等等。所以来自各方面的董事对一个议案考虑问题的角度不一样，综合起来就周全一些了。如果单纯从一个角度思考，就很可能产生片面性，现在的决策程序比以前确实好多了。

　　上海证券报：公司治理结构好多了，也包括对风险的控制？

　　许善达：是的。目前的决策比较审慎，经营方针比较稳健。以前谈起金融企业公司治理结构，我们对花旗呀，美林呀，几乎有一种崇拜的态度。现在次贷危机爆发后，我们发现其实这些老牌跨国金融机构也是会犯错的。所以说，金融企业的风险控制确实很重要，现在金融产品这么多，老经验未必能解决得了新问题。所以我们对这些跨国金融机构要认真学习，但不要盲目崇拜。

　　从行政岗位上退下来后，

　　早上可以慢悠悠起床了

　　上海证券报：除了成为两家金融机构的独立董事外，你主要精力在研究工作？

　　许善达：近一年我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比过去多做了一些工作，刘鹤、樊纲、易纲、吴敬琏、林毅夫等几个人是学术委员会老委员，他们为论坛发展做了很大贡献。我和吴晓灵从行政岗位退下来，时间上宽余了一些，论坛成员补选我们为学术委员会委员，就是让我们多尽义务，多做工作。

　　上海证券报：中国经济50人论坛现在影响力较大。

　　许善达：有一定影响，也不能说很大。这个论坛目前的成员中有许多著名经济学家，还有现任、离任的财经官员，不少是部级的，如果放在美国，现任官员是不能参加这种论坛的。目前我们论坛年年都有活动，年年都能出东西，这样的论坛在中国确实很少见。国外对这个论坛的关注越来越多，有个联合国官员，他当面跟我说，有一次他所在机构的负责人到中国来，这个负责人要他准备中国之行的背景资料。他找了很多，但总觉得不十分满意。后来他找到了我们这个论坛的信息，就把我们成员公开发表的许多文章、发言、讲话、采访的内容整理成材料送上去了。后来这位负责人到了中国之后，中国接待人员很惊讶，说你对中国的事情怎么了解这么深入？这位负责人回去后，大大表扬了这个联合国官员材料准备得好。

　　的确，目前关于中国的一些比较有学术价值和实践价值的问题，政府决策层比较关注的东西，都在这个论坛上有所体现。

　　上海证券报：作为一个学者，和作为行政领导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许善达：以前我在国家税务总局做行政工作的时候，许多工作内容也是具有学术性的。要说区别，可以这样描述：行政工作有行政工作的烦恼，学术工作有学术工作的烦恼，现在从行政岗位上退下来了，至少一半烦恼没有了，经常还可以睡睡懒觉，这种享受过去很少享受到。

　　上海证券报：以前在领导岗位的时候工作肯定很繁忙。

　　许善达：不只是我忙，你去问问，现在当部长的哪个不忙？我住得离单位还不算远，每天6点多就要起床。住得远的更要早起。下班之后，许多工作上的事情还忙不完，还要回家做“家庭作业”。总之一句话，工作时间8小时肯定是不够的。

　　现在许多论坛、学术会议都是上午9点多开始的，我现在至少可以慢悠悠地从早上7点多起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