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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上海证券报记者特别采访了专门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设置的机构——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主任方星海博士，请他详细介绍了目前金融中心建设的具体情况以及未来的发展机遇、发展目标等问题。
⊙本报记者 王璐 唐真龙
定位：
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
记者：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首先要解决定位问题，目前世界上有多个不同类型的国际金融中心，上海最终要成为哪种类型的国际金融中心？
方星海：上海将来当然要发展成为纽约、伦敦这样的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国际金融中心有两种层次，一种就是区域性的国际金融中心，但称不上全球金融中心，比如新加坡。上海的目标是成为全球性的金融中心，对全球金融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目前，公认的全球金融中心就是纽约和伦敦这两个城市。
上海之所以要成为全球性的金融中心主要基于这样几个原因。首先还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得上海可以背靠中国这么大一个经济体发展金融中心。一个全球金融中心必有一个巨大的经济体作为后盾，纽约是北美经济体，伦敦是欧盟经济体。其次，现在全球金融中心就是纽约和伦敦，它们分别占了一个8小时时区，东亚地区应该有第三个全球金融中心，覆盖第三个时区。而东亚地区经济体当中，目前最大的经济体是日本，但是今后大中华地区的经济体会比日本还要大，所以东亚地区的全球金融中心应该在大中华地区出现。在大中华地区涌现的话，应该就是香港或上海。而上海更有理由成为这个全球金融中心。
记者：为什么是上海不是香港呢？
方星海：香港为何承担不了整个大中华地区的金融中心的重任？因为首先在采用人民币之前，香港是一个港币的市场，港币市场不可能支撑整个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其次，香港的金融监管是独立的，这既是优势，也是弱势。优势在于它监管市场化，很灵活，创新也方便；弱势在于它不受大陆监管的覆盖，导致香港的市场不能做得很大。而上海背靠一个统一监管的、没有内部壁垒的、基于人民币的巨大金融市场，这样的优势是香港所没有的。可以肯定，谁是现在人民币金融业务的中心，谁就是今后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也是将来世界的第三个全球金融中心。当然，沪港联动共赢、共同推动中国金融现代化的事情有很多可以做，但这不是今天要谈的内容。
记者：上海作为一个后起的金融中心，建设道路和伦敦、纽约有哪些不同？
方星海：伦敦和纽约是那种自然而然，市场竞争几百年之后慢慢形成的金融中心。上海是后起之秀，更多地要利用政府的力量，即在国际金融资源的配置当中借助政府的力量，借助中国经济快速上升的力量，更迅速地把国际金融资源往上海聚集。这是我们和那些纯粹靠市场竞争在几百年之内慢慢形成的金融中心的明显不同，这是我们的优势。
当今世界上，其他的一些城市要成为金融中心也都在充分借助政府的力量，比如首尔、孟买、迪拜。完全靠市场竞争自然而然形成国际金融中心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即便像纽约、伦敦这样成熟的国际金融中心，也正在不遗余力地利用政府的力量来保住自己的地位。
记者：在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是不是应该有一个详细的规划？
方星海：客观而言，难以有一个详细的规划。我们十一五规划定的指标，许多在去年就被突破了。但大致路径应该是，第一步确立上海是一个人民币的金融中心。何谓人民币金融中心？即所有重要的以人民币计价、交易、结算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主要在上海成交和发生。第二步，人民币在资本项下正在变得越来越可兑换，在确立人民币金融中心的地位后，一旦人民币完全可兑换，上海就自然而然成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
记者：有观点认为，人民币的可自由兑换问题是制约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瓶颈，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方星海：不能简单那么说，人民币迟早会成为资本项下完全可兑换的货币，至于什么时间实现，现在还没有一个时间表，这中间还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国内的金融改革、金融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有一个过程，人民币可兑换要受这个过程的制约。
不过人民币最终成为可完全兑换货币的过程中，也会为上海提供很多机会。比如外国公司在中国发股票，目前就可以做，可用人民币计价、发行和交易，但允许它将募集的资金汇出去。这也有利于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再比如，上海可以设立更多的QDII基金，让人民币资金有序地投资到国际市场。总之，在人民币还不完全可兑换的情况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可做的重要事情不胜枚举。
其实，若人民币现在一夜之间马上完全可兑换的话，许多重要的人民币金融业务是否会转移到离岸市场上还很难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保持我国金融稳定发展的前提下，加快人民币的可兑换进程将促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协调：
如何处理
与其他城市之间关系
记者：目前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的选择上，北京、深圳都有各自的优势，而天津也在跃跃欲试，在很多金融创新领域进行尝试，上海应该如何来处理好和其他城市之间的关系？
方星海：以天津为例，天津在金融发展方面这几年可以说取得了不少进展。比如说，天津最近在PE即私募股权投资方面就很有成绩。应该说天津在金融发展方面取得的一些成绩，我们乐观其成，因为都是在共同推进我国的金融改革和现代化，上海也可以向天津学习。从本质上说，上海建国际金融中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我国金融体系的现代化和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次要目的才是为了上海经济的发展。
另外，天津有一个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方案前不久获得国务院批复，方案中有一个OTC市场。OTC市场也是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中一个非常好的步骤，关键是这个OTC市场不能搞成只有一个地区才能有的市场，因为这不符合OTC市场的本意。OTC市场的开辟，本来就是因为很多企业尚未达到上市公司的地步，规模很小，信息传递区域性比较强，这些公司的股票在OTC市场才能比较有效地转让。我们希望这个市场如果做的话，上海也能同时开展试点。
记者：那与北京相比呢，北京在接近金融监管层以及金融资源占有方面更具优势，北京要不要发展成为一个和上海竞争的国际金融中心呢？
方星海：我个人观点认为，国家要做一个决策，即金融发展方面是不是也把大部分资源放到北京去。北京已经是我们国家的政治首都，也是文化、科技、教育、对外交往的中心，北京已经承担了非常多的功能，是不是把全国金融中心的功能也交给北京，这样对整个国家的发展是否有利，这要预先做一个判断。在这个基础上，再来谈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发展，对整个国家的发展也会比较好。我们这样大的一个国家，一定要把尽可能多的国家级功能推向全国各地，这样整个国家才能均衡发展，发展才有后劲。
那么金融是否一定要形成中心呢？我们环顾全球，金融确实是形成中心的，它并不均衡分布。这主要与金融市场的本质有关。金融市场的本质是流动性，流动性有集中的趋势，因为流动性越高，市场参与者的交易成本就越低，价格发现就越充分，监管和市场支持成本也就越低。若一个国家人为地将其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分割在若干个地方，那就降低了这个国家金融体系的效率，更削弱了其国际竞争力。
监管：
创造也利于
中小金融企业成长的环境
记者：一个城市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是否也和金融软环境有关，这似乎也是影响一个城市能否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因素？
方星海：我们国家总体来说，金融监管是一体化的，这是我们的一个巨大优势。而在欧盟，尽管货币统一了，但各国的金融监管不一样，导致其金融市场至今处于分割状态。可是我们国家毕竟大，所以在执法过程中，不同的地区在掌握执法力度、尺度上会略有不同。外界一直有反应，就是深圳监管相对比较宽松，上海则偏严一点。我最近了解到，这个情况有一定的真实性。
其实，金融要发展好，金融监管，以及税收、工商登记等，既要严又要宽，要适度掌握。都很宽容易出事，都很严什么都搞不起来。上海在金融监管方面，以及在工商登记、税收等方面从来都比较规范，在标准掌握上是从严，这样比较有利于“正规部队”的运作，但一些创新型企业可能就觉得有些制约。市场上有一种说法是小公司到上海立足很困难，而大公司则比较容易发展。这方面，我们也应该检讨一下，要在上海营造一个更有利于中小金融企业成长的环境，因为有竞争力的大型金融企业，许多都是从中小金融企业中成长起来的。
记者：提到软环境，除了金融监管之外，就是金融人才，上海是否缺乏金融人才？
方星海：我认为，上海其实并不缺金融人才，关键是我们要有一个开放、创新、市场化的环境。目前上海的金融产品太少，创新太慢，竞争不够充分，这限制了金融人才来上海工作。从我的角度，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是如何通过业务和创新去聚集人才。
金控：具体模式目前正积极设计中
记者：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是一项国家战略，然而这项战略的实施最终落在了上海身上，您认为在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和上海之间应该如何联动，从而推进这项国家战略的实施？
方星海：中央政府已经明确了中国的金融中心建在上海，这是无可置辩的。邓小平同志1991年说，“中国金融在世界上取得地位，首先要靠上海”。2001年，上海城市发展中长期规划中，就明确上海要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国务院批准了这个城市规划，这就是国务院认同了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现在为止，没有任何其他一个城市获得这种批准。胡锦涛总书记2004年视察上海时明确指示上海要建成国际金融中心。温家宝总理2007年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也要求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从操作上来讲，目前上海市级层面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机制已经比较完善。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目前已成为上海“四个中心”建设的重中之重，俞正声书记多次就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作出方向性批示，韩正市长亲自担任上海市推进国际金融中心领导小组组长，并提出了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要贯彻“市场化、国际化”方针的总要求，屠光绍副市长分管金融工作，他既有领导金融市场的经验，又有在中央金融管理部门长期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经历，具备宽阔的世界眼光，他的到来，使我们金融办的同志感到非常鼓舞，也表明了中央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高度重视。作为金融办来说，我们主要是做一些执行方面的工作，在执行之前我们则主要为领导决策做一些政策准备。
下一步的关键是，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怎样在中央政府这个层面上，能够有更多的直接介入，比如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规划和政策安排上，在如何利用我国经济蓬勃增长的势头，利用我们金融市场快速发展的优势，更快地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上，在如何更好地发挥上海金融市场的创新功能上，这些是需要中央政府出面来撬动的“杠杆”。
记者：“2008上海两会”的时候，有政协委员建议应该在中央和上海之间建立一个联动机制，这个建议是否可行？
方星海：我非常赞成建立这样一个联动机制，这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非常有帮助的，可以让我们能更好地把握国内国外金融市场发展当中的契机。比如说最近美国次债危机爆发，整个国际金融市场比较动荡，这就是我们发展的一个机会。如果有这么一个中央和地方互动的机制的话，我们就能及时抓住机会，把国际金融资源迅速往上海转移，使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往前推进一大步。
记者：对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目前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就是浦东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国务院赋予了其“先行先试”的权力，这方面是否有文章可做？
方星海：当然有，我们要充分利用浦东综合配套改革的契机，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一方面，要在制度和产品创新上先行先试。比如说我们国家有一些政策、法律推出后，与这些政策法律配套的一些实施办法却是没有的。浦东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推出实施办法，进行配套，取得经验后再推广到全国；在金融产品创新上，云集浦东的我国各大交易所，更是先行先试的主力。另一方面，浦东就是要率先开放。胡锦涛总书记要求上海做到“四个率先”，其中有一个就是率先改革开放。我国金融服务业的开放还很不够，我们希望金融管理部门继续支持浦东在金融上率先开放，为全国取得经验。
记者：除了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之外，上海目前还在建设国际航运中心、国际贸易中心以及经济中心，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应如何处理跟其他几个中心之间的关系？
方星海：金融中心、航运中心、贸易中心都建成了，经济中心自然也就建成了。在这几个中心之中，上海的市领导反复强调，金融中心建设是重中之重。
另外，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关系密切，可以互相促进。金融对航运中心建设作用很大，比如说海上保险对航运来说是一项很重要的业务，它同时也是一项金融业务，而船舶融资、运费风险管理等业务都属于金融业务范畴。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以往更多的可能是追求吨位和箱量的提升，下一步要更多体现在如何为航运业务提供软环境服务，特别是金融服务方面，这也是上海的优势，是其他国内港口城市所无法取代的。同时，航运中心的发展将对金融服务的量和质都提出更高的要求，会促进金融中心建设。上海本来就是“以港立市”的，航运中心建设的进一步推进，必将对包括金融在内的各项业务带来巨大的动力。我们金融办要大力支持国际航运中心建设。
记者：目前媒体广泛关注上海组建金控集团的进展情况，上海金控集团推进的情况如何？
方星海：上海有一个大的弱点就是实力强大的金融企业不多，国有大型金融机构总部基本都在北京，而深圳的平安集团也越做越大，因此上海从去年开始也就有了设立金融控股公司的设想，希望对市属的金融机构和股权加以整合，打造出立足于上海的强大的金融企业。
但金融控股集团有不同的模式。我认为真正的金融控股应该是平安集团这种模式：即只有一个上市公司，由这个上市公司绝对控股旗下所有的金融企业。国外的金融控股集团都是这种模式，因为这样才能利用同一只股票作为激励约束的标杆，有效地形成内部合力，起到整体大于个体之和的作用。这样才能弥补上海实力强大的金融企业不多的弱点。否则非但形不成合力，反而有可能会损害被并入企业的积极性。而像中信集团这种模式，即旗下中信证券、中信银行、中信信托等分别单独上市，它还不是一个真正的金融控股的概念，只是一个金融投资集团的概念。从中信集团的运作来看，我还没看到其内部合力已显著体现出来。设立金融控股首先要搞清楚采用哪种模式，目前上海正在积极设计之中。
方星海简历：
方星海，男，1981年进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工程系管理信息系统专业学习，1986年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管理信息系统工学士，1990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系经济学硕士，1993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系经济学博士。1993年7月经杰出青年专业人员项目选拔赴世界银行总部就职。1993年7月至1998年8月间担任世界银行的经济师、投资官员。1998年8月至2000年8月任中国建设银行集团协调办主任。2000年9月至2001年6月任中国银河证券管理委员会成员兼秘书长。2001年7月至2005年12月任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2005年12月至2007年10月任上海市金融工委委员、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副主任。2007年10月任上海市金融工委副书记、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主任。曾任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官员协会会长，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