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红漫
昨天，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为7.0015。这既是人民币兑美元在年内创下的第三十个历史新高，同时更为关键的是，它标志着人民币距“破七”这一关键标志点仅十五个基点。
毋庸置疑，在未来的交易中，人民币兑美元出现6字头已是必然。而就在刚刚过去的一季度中，人民币兑美元的升值幅度已超过4.3%，创下人民币季度最大升幅。按此速度折合成的年率升值幅度约为16%，远远超过去年全年的升值幅度6.9%。
显然，今年以来人民币加速升值的态势非常明显，而各方对此态势的看法却并不一致。其中反对加速升值的观点似乎更占上风，甚至不乏视“加速升值”为国际阴谋的言论。对此，笔者并不能苟同。汇率的实质是国际间货币兑换的比例关系，最终体现的是一国货币的实际购买力。尽管货币汇率因其背后的经济利益而常常沦为实现国家利益的工具，但是从中国当下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看，选择在一定保障体系下的加速升值，完全符合中国自身的经济利益。
当下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最大问题，就是防止经济由偏快转向过热，防止结构性物价上涨转变为全面的通货膨胀。其核心，说白了就是要抑制通货膨胀。而从调控部门抑制通胀的“武器库”看，既有武器的效果已然是捉襟见肘。以往的传统货币政策工具多是立足于抑制需求。无论是加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还是发行票据，其政策作用的基本过程都是通过减少市场的资金供给规模，提高资金使用成本，继而减少总需求。但是具体到中国此次物价上涨、经济趋热的具体情况，这些政策却有南辕北辙之嫌。以农产品价格上涨为例，导致粮食、食品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是农业市场的收益回报率过低，市场供给随之减少，继而推高了物价。问题的根源并不在于需求，而在于供给。因此，针对需求的调控措施效果弱化实属必然。
与传统紧缩工具不同，人民币汇率的提升能够有效地抑制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此次物价上涨的压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海外市场。国际油价和粮食价格的持续攀升，推高了国内工业生产的成本和农业生产的需求，由此也让物价调控的难度大大提高。通过人民币对外汇率的加速升值，能够让实际进口成本随之下降，从而实现遏制通货膨胀产生的政策目标。
事实胜于雄辩。今年以来的人民币升值之所以出现加速的态势，已经表明政策调控部门在工具取舍上的态度。倾向于加速升值是保障中国内部利益的自然选择，而绝非是来自于外力的威迫。事实上，自从美国发生次贷危机之后，美国国内的消费能力明显下降，此时产自中国、物美价廉的产品自然就成为消费者的最爱。在这样的现实压力下，美国政界已经逐步放弃试图要求人民币升值（其本质是要求中国产品提价）的愿望。因此一季度以来的人民币加速升值态势，体现的是中国维护自身经济利益主动调控的措施，其思路正是借此遏制输入型通货膨胀。
从目前反对人民币加速升值的观点看，过多地强调了升值带来的负面效应，诸如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而出现失业问题等等。其实，这一观点忽略了事件的另外一面，那就是有很多企业可以受益于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好处，甚至是难得的历史发展契机：其一，能够获得加快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所必需的技术和设备进口，提高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其二，对于中国企业而言，通过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快走出国门，并借此实现国际化发展的战略；其三，对于国内金融服务企业而言，人民币升值提高了其金融资产的美元价值，资产规模能够迅速扩大，为国内整体金融实力的提升创造了积极条件。
从这一比较可以看出，尽管人民币加速升值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但是从长期看，这些行业外部竞争加剧已是必然的结果。诸如，东南亚等“新兴经济体”对于中国低端制造业形成冲击，跨国公司制造业基地实施产业转移的趋势是无法逆转的。人民币升值加快只是加速了这一过程，而并没有改变事件的结果。另一方面，高端装备制造业、现代金融业等产业能够在本币升值过程中获得长足的进步，这些人民币升值受益产业，才是未来中国经济屹立于全球的关键。显然，从长期看，后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抉择，而本币的加速升值则有利于助推这一进程的早日实现。此消彼长之间，政策的战略决策方向显而易见。
由此，人民币加速升值既是当下宏观调控的现实需要，也是国家产业战略布局的必须。其他所谓的负面因素，与之相比不过是策略性、操作层面的问题。其一，关于加速升值引发的失业问题。失业问题不应孤立的来看待，不应完全归咎于人民币升值过快，而在于社会保障体系的投入不足，绝非产业升级的结果。其二，关于热钱必须要澄清的是，热钱问题的出现并非是人民币升值的结果，而是人民币升值不到位的结果。一旦汇率水平实现市场出清，热钱的涌入潮自然会消退。
汇率的本质是国际货币的价格定位。历史经验表明，对于价格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历来是早改比晚改要好。汇率定位同样如此。因杂音而犹豫迟疑，而让中国经济发展错过难得的历史时期，实为重走资源价格体制改革一再推迟的老路，最终陷入被动的将会是中国自己。
（作者系上海第一财经频道主持人、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