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信军，一位1968年生于浙江台州的民营企业家。作为上海复星集团创始人之一，梁信军见证了复星集团从复旦“学生帮”成长为全国最大综合民企的全过程。

　　面对记者提出的民营企业生存话题，梁信军关心与重视的程度出乎记者的预料。

　　“广昌在‘两会’期间也一直在和政府领导沟通民营企业发展的话题。我们感觉，浙江企业走出上海、到外地投资的现象是很多的，但恰恰说明，企业应该学会外向发展，不仅要走出上海，走出长三角，还要走出中国。民营企业要做强，不要等政策，反而要超前于市场，更应该寻找与国企和跨国企业的合作机会，在合作中成长。”梁信军称。

　　梁信军坦言，曾是中小企业的复星集团也深感民营企业面临生存窘境，如在上海等一线城市，各种社会资源的分配确实对民企造成一定的挤出效应，比如资金资源、社会公共资源，甚至领导的注意力资源。

　　这些说法在郭广昌的“两会”建议中得到了印证。今年“两会”期间，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表示，为解决民营企业生存困境，应该除掉非公经济发展的“玻璃门”。“国务院鼓励非公经济发展的36条意见以及上海的38条意见均要求对非公有制资本实行‘非禁即入’，即只要法律法规没有明确禁止非公有资本进入的行业，非公有资本都可以进入，这些行业包括某些垄断行业、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领域、社会事业领域、金融服务业等。但实际上，部分领域的开放还是非常有限，大量‘玻璃门’依旧存在，（非公企业）一头撞上去，还是发现有门槛和障碍。”

　　比如在金融服务领域，有关政策规定，国内企业入股保险公司每家不得超过总股本的20％，但在实际操作中，对于民营企业入股比例要求非常严格，国有企业则经常出现入股超过20％甚至是超过50％的案例。入股银行方面，单个外资机构入股不能超过银行总股本的20％，但民营企业基本不能超过银行总股本的10％，甚至是5％。

　　“随着民营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日益加大，政府也越来越意识到，民营经济不仅在解决全社会80%的新增就业压力，也是平衡经济波动的主力。如果一个城市由3、5个企业支撑，一旦这些企业出现波动，对整个城市经济的影响就很大。相对而言，中小企业的缓冲作用就很强。”梁信军介绍说，甚至有数据证实，民营企业活力较强的地区，贫富差距就相对小，民间财富多的地区，金融诚信度就相对高。这些都表明民营经济的社会积极意义，也促动政府踏下心来考虑如何为民营企业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

　　面对中小民营经济的“内忧外患”，梁信军一方面毫不吝啬地推介“复星模式”以供借鉴，一方面介绍复星在帮助中小企业融资方面的实际运作。

　　“这么多年，复星的发展依靠三点：一是不断优化企业的管理，如果内部管理不行，企业就可能向‘灭亡’之日倒数计时了；二是不断对接优质资本，令公司发展有资金的可持续性；三是寻找行业的高增长机会，适时调整进退，该卖的卖，该买的买。”

　　确实，在能源危机的时期，复星提前介入钢铁及矿业；金融资本时代，复星开始试水证券业，甚至做投行、做银行。医药、房地产则更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支柱性产业。“每一个领域都踩得准，甚至踩得早一步，这是复星的致胜原因。”专家评价。

　　关于如何有效扶持民营经济，梁信军给出最重要的一条建议是扩展融资渠道，比如在银行贷款方面给予公平的金融资源配置，比如上海可以吸引专门服务于中小企业的金融机构进驻，比如加大力度引导中小企业上市融资，允许民企参与金融机构投资等。

　　实际上，复星已经在通过类PE模式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根据复星2007年年报，复星斥资7.41亿元投资七个战略投资项目，即上市前前期业务（Pre-IPO）。“我们帮助中小企业上市的回报率不低，今年计划再投24至25亿元进入产业投资领域。”而据郭广昌介绍，这种类PE的Pre-IPO业务将可能成为复星又一常态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