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小非解禁”，似乎已被解析为这波下跌行情的导火索之一了。据统计，今年3月份共有112.83亿股的限售股解禁，这一数量与2月份基本持平。4月份解禁总量仅为42.62亿股，约为3月份解禁股总数的1/3左右，5月份可能更少一些，仅有26.52亿股解禁。当供求关系失衡引领投资者投资预期发生逆转时，“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从“大小非”那里掉下，是市场的一种担心。

　　于是乎，“在一段时期内限制‘大小非’流通”、“ 对‘大小非’征收资本利得税”，诸如此类的呼声不绝于耳。此举可行吗？有识之士已有辩驳：股权分置改革启动之际，管理层、流通股东和非流通股东明确地达成一个契约，“大小非”付出对价，为今日的流通权买单。现在，倘若通过任何手段剥夺他们的流通权，那将是对股改契约的撕毁，也将是股改宣告彻底失败的标志。对“大小非”征收资本利得税，好像也行不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凭什么单独对“大小非”征税，而不对其他市场主体征税?如果以“大小非”获得暴利作为征收的依据，那在二级市场上操作成功获得暴利的基金、散户是否也该征收资本利得税？

　　时下，我们可以做的而且必须尽快做的，是建章立制以求“‘大小非’透明解禁”。“解禁”的实际状况一目了然而不是如“磨砂玻璃”那般，对市场发展的正面效应至少体现为——

　　其一，真正做到对“解禁”的真实状况心中有数。来自上证所的统计数据显示，“大非”的减持意愿并不强烈，对上市公司发展看好且持股比例超过50%的大股东减持数量有限。减持股份的总量近八成的减持量来自于“小非”。被减持对象中，亏损股、市盈率在60倍以上的高估值个股是“大小非”抛售重点。而那些业绩、回报稳定、进入门槛高的绩优股，被减持量很少。相当多的“大非”在解禁后并不会减持。“大小非”的减持预期是否被市场在恐慌中放大，值得探讨。

　　其二，尽可能让市场明晰“小非”减持的真实动因。众所周知，“大小非”具有获取上市公司经营真实情况的天然优势，这一点，基金、机构、散户都绝对无法与之比拟。市场普遍认为，随着一批又一批限售股解禁后，筹码供应的增多，“大小非”的套现行为，成为市场下跌的重要力量。但是，通过公告披露的减持数量微乎其微，多少筹码无需披露便已经套现，人们无从得知。为什么在市场如此疲弱时，这些“小非”依然义无反顾地选择“抛售”，其间到底有什么“先见之明”，唯一可以选择的路径是，让“大小非”在减持前预告、减持后报告。要求它们披露是否获得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相关的信息，甚至可以要求它们披露其减持的理由、减持的数量和周期，这样，在信息获取上不占优势的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可以通过相关信息判断出:是继续持有该股票还是卖出该股票。“偷偷地进村，打枪的不要”，有悖于证券市场的公平原则。

　　其三，及时打击操纵市场的“坐庄行为”。在市场“遇解禁股色变”时，有些中小盘股在解禁时却打破了一般的供需规则，走出暴涨的独立行情。“部分‘小非’在市场低迷时利用利好或对倒拉高出货，让散户高位接盘，出货后股价一路巨挫，更是给本已亏损累累的中小投资者挖了个大坑。”市场人士把之称为“暴力解禁”。 据说，现在“大小非”解禁很多是由券商营业部代为操作，并且按照卖出均价收取比例不等的佣金。这已成为经纪业务低迷时券商营业部争食的肥肉，很多操刀“大小非”解禁的私募基金也开始为券商承揽这笔“生意”。而市场对它们的监管还颇显“弱势”。 “小非”兵临城下和政策的弱约束形成明显对比，决定了目前阶段它们对市场的杀伤力不能等闲视之。有人说，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之间的博弈中，产业资本已经开始占有更多不合理的制度性优势。从定价方式来看，金融资本曾主导过的以筹码、股本规模及题材为主的定价方式可能被替代，而产业资本在产业整合，上市公司成长性及控股权方面的考虑将成为主导价格变化的主要因素。市场的主流操作思维和模式也必然随之发生深刻改变。但不管怎样改变，“内幕交易”、“操纵市场”都应该在打击之列。

　　透明比模糊好。因为公正、公平的前提是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