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萨尔瓦多的战乱时期，咖啡种植园主们组成卡特尔组织，这些组织采用残忍的军事压迫方式，以极低的价格向农民收购咖啡豆，农民的收入少到连养活自己都很困难。于是，一场对萨尔瓦多咖啡的抵制运动爆发了。当时，宝洁公司(P&G)合伙创始人的玄孙对此很担忧，他发起了一项股东决议，要求宝洁的下属子公司福杰仕咖啡（Folgers Coffee）公司停止收购萨尔瓦多咖啡豆，他认为这样的咖啡豆收购为该国的大种植园主提供了资金，而这些种植园主多年来与残杀工人的“杀人小队”有着联系。尽管该决议仅得到了2.7%的投票支持（低于表决议案所需的3%的支持），他的努力还是引起了广泛关注，最终促成了加利福尼亚州对收购萨尔瓦多咖啡豆的一纸禁令，迫使该公司寻找其他咖啡豆来源。

　　这件事虽然过去了100多年，但仍然作为股东积极行动的经典案例，出现在了《社会责任投资：改变世界创造财富》这本社会责任投资经典著作中。事实上，过去的几十年中，在西方社会，通过股东倡议的方式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和实施层出不穷，这些股东倡议在环保、禁烟、劳工纠纷等诸多领域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在这些行动的背后，投资者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

　　投资者对于上市公司来说，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数”。在国外，投资者可以就自己名下的股份进行授权委托投票，也可以提醒有经验的股东积极行动者可能应该关注的问题，如果投资者持有某一家共同基金公司的基金，投资者还可以要求该基金公司披露其授权委托投票情况，让所持有份额的某家基金在你赞成的某些议题上投票。

　　美国社会责任投资领域的重要人物——多米尼在《社会责任投资：改变世界创造财富》这本书中指出，如果仅仅考虑投资者的货币收益，决议提交人倾向于将他们的工作称之为“公司治理”，而当一项决议同时考虑所有人的利益时，提交人倾向于将他们的决议称之为“社会性决议”，事实上，两类决议都同时具有公司治理与社会影响的深远意义。

　　这再次证明了，社会责任投资的本质是对传统投资理念的超越，不再把股东视为公司价值创造的唯一利益相关者，而是把股东以外，客户、员工、供应商、社区、自然环境等在内的利益相关者，全部纳入到公司价值创造的考量范围。

　　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为企业带来有形和无形的收益，最终会为投资者带来投资“溢价”。“一个要求公司签署环境行为的准则，以及报告每年在满足该原则上的进展的决议，或许在股票持有的数年之中会花掉一些本属于股东的钱。但是对于那些有机会能在一个适于居住的环境中慢慢变老的生命个体，即股东们，他们最终的获益用以补偿这些花费则是绰绰有余。”多米尼在书中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