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编辑，专栏作者，

　　现居北京

　　到过北京、上海的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拥挤：到处人潮汹涌，地铁、商场、公交都人满为患，让人有城市要“爆炸”的感觉。而这些城市人口的增加主要来源于大量的流动人口。

　　据公安部的数据，截至2007年6月底，北京市总人口已经突破1700万人，其中流动人口突破510万，约占总人口数的三分之一。而此前的数据是北京流动人口达到357.3万人，占常住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三。不到一年，流动人口就增加了一百多万，这种增长几乎是爆炸式的。而上海在2005年流动人口已达581万人 占全市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现在这个比例只会增多不会减少。

　　像京、沪这样的特大城市，流动人口爆炸式增长，而在长沙、郑州、合肥、太原等所谓二线城市，虽然随着城市化加速人口也增加不少但速度要慢多了。这其中的缘由何在呢？中国人民大学翟振武教授认为，决定流动人口去留的最主要原因是城乡收入的差别。比如北京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河北的农民高出五点一倍，是安徽的六点七倍。

　　除了收入水平差距外，凭笔者的观察，还有制度方面的原因。谁都看到了，北京的拥挤程度一年比一年厉害，不管是房价还是租金也在一年年上升。可是生活成本的上升阻止不了流动人口的脚步。在北京的流动人口大致分为三个部分：大量的农民工、大量的小企业主和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群体。据相关数据显示，北京17.5%的人接受过大学教育，就学历水平而言，位居全国第一，而流动人口中有很多是留下来的大学毕业生。

　　据翟振武教授的研究，流动人口在京滞留时间平均为四点八年，而在京时间超过五年者达到51.4%，举家迁居的比例高达41.2%，这些人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北京人”。在北京房价和租金如此高昂的情况下，能够长期居住在北京的流动人口，更多的是大学生群体和一些成功的小企业主。

　　很多从内地考上大学的大学生毕业后回到故地，却发现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不是能力不行，而是内地裙带关系和人际关系比学历和能力更管用。在内地城市，薪水和待遇较好的职位，除了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就是诸如银行、电信之类的垄断性国企。能够进这两处地方的人，或者是“朝”里有人，或者是能托关系找门子，靠正常渠道进入的可能性非常小。进不了“衙门”吃不了“官饭”，那就进私营企业吧，但是内地城市的企业文化也多是“官场文化”，能吃得开的自然不是这些上了几年大学的人而是他们当年没有考上大学的同学们，因为他们已拥有了当地的人际关系网络，办事的效率当然就比这些大学生要强很多。

　　如此一年两年下来，这些“天之骄子”便又跑回北京了，是的，北京房价房租很高，交通很拥挤，但是这里有各种圈子：新闻、出版、IT、演艺等等，这些都是可以展示高学历人员优势的领地。一班当年的同学成立一个小公司或者项目组，就可以挣到不错的薪水，虽然辛苦，但比内地心理轻松，又一定的成就感。可以说，是内地的裙带文化和人际关系文化把大学生挤到了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

　　而对于众多小企业主来说，又是另一番风景了。在内地城市生活过的人，应该对小企业主和个体户的艰难生计有所体会。公司刚刚启动还没有开张，当地工商、税务、环保、城管等各路“神仙”都会找到你，要“规范”你的经营行为，你要是“不输点血”，想把经营顺利推展下去，将是无比困难的事情。为了经营下去，你就得跟所有这些人处好关系，为了维持这些关系，企业经营成本就居高不小，也许有微利，更有可能是亏本。如果辛苦一年，只能微利或者亏损，久而久之，只有关门大吉了。

　　但是，在北京就不一样。北京的权力只能用于正常途径，一般的中下层官员不会为了一点蝇头小利，拿自己的仕途去冒险，除了基层权力感受到中央权力的直接威慑外，多种投资主体的北京报刊也起到了相应的监督作用。北京媒体发挥的新闻监督作用使得北京营商环境更有优势。所以，在北京的小企业主只要守法经营，照章纳税，一般不用去为了应付各种关系多费神。

　　北京报刊很多，投资主体很复杂，有中央的、北京市的还有外省的，竞争激烈，尤其都市和晚报类，要是哪个小官员敢于盘剥企业主，这些媒体一旦抓住定会痛打落水狗。但是在内地城市就不行，报刊投资主体单一，要揭露那些向小企业主伸手的官员，很可能会触及裙带关系，最后报刊受到整肃，更有可能是，这类负面报道在总编那里就被拿下了。

　　以此观之，内地城市的大量的小企业主向北京转移，不仅仅是因为北京生意好，而是内地营商环境太恶劣。要想让北京这样的城市不拥挤，要做的工作不在北京，而在周边和内地的城市，各地政府非得在制度建设上加大改革力度不可，要化大气力限制权力对商业的盘剥，形成尊重知识和人才的风气。如果没有这些改变，京、沪这样的大城市就只有继续“爆炸”式地拥挤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