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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聿文
作为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在学界却一直被锁定为农业经济学家。形成这种印象，可能跟他的研究经历和研究路径有关。蔡昉生于1956年，虽是北京人，但却有着在农村生活的体验。少时，蔡昉曾在山西农村读过书，青年时期在北京郊区顺义县度过了几年插队生活。这段农村生活的经历和体验影响着蔡昉日后对学业的选择。1978年，他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1982年又考入被称为政府智囊机构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社科院农村所工作，从此开始了他对中国农村问题的长期研究。
2008年，蔡昉他当选为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对于蔡昉来说，这是一个新的社会角色。身兼学者和人大代表，蔡昉说，他会利用好这一身份，充分行使代表权利，把有利于民生改善的观点、事实变成议案或建议，提交给全国人大和有关部门，以尽到一个人大代表的职责。
专注于农村问题研究的经济学家
人力资源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曾说过一句后来被人们广泛引用的名言：世界大多数人是穷的，如果你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那么你就会懂得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
鉴于世界上大多数穷人靠农业谋生，如果你懂得了农业，那就意味着你真正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研究穷人的经济学和立志作为穷人的经济学家，成了蔡昉的一种学术研究追求，并促使他长期致力于研究我国的农村问题。
早在1998年，蔡昉曾写过一篇《穷人的经济学：农业依然是基础》文章。2007年，他又出版了书名为《穷人的经济学：农业依然是基础》专著。蔡昉认为，解决中国穷人的问题，需要未雨绸缪，权衡各种政策的收益与成本，该书获得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二等奖。可以说，他是中国经济学家中自觉地将自己定位为研究穷人经济学的人。
早在读研究生时，蔡昉的这种自觉性就已经表现出来了。在1983年假期，他和几位同学受当时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委托，前往安徽和江苏两省进行“卖粮难”的调查。这是他第一次做专业性调查研究。在调研中，蔡昉亲眼看到了“身背花鼓走四方”的农民，仅仅因为包产到户这样简单的改革，就有了截然不同的劳动表现，从而根本改变了他们自己的命运、中国农民的命运乃至中国的命运。他感受到了劳动积极性提高所产生的巨大力量，以及调动这种积极性所产生的巨大制度力量。
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习期间，蔡昉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他曾到过山西、河北、浙江、福建和广东等地进行调研，广泛地了解了我国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现状与问题。随着调研的深入，蔡昉开始认真思索起中国的“三农”问题与农村发展的路径。
当时，学术界普遍认为，家庭承包制只是生产力水平低下时的权宜之计，但他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在他与同学刘吉瑞合写的商榷文章《论我国承包农户的性质、特点及发展趋势》中，他力图弄清家庭经营的生命力所在，并试图解释1980年代初为什么农民一旦选择了家庭承包制，就彻底抛弃了人民公社制度，同时却又开始寻求各种合作形式。
从那以后，蔡昉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几百篇论文和专著。在农业经济研究的规范化及与一般经济理论的合流方面、以及在土地制度、农村市场、农业发展政策、区域经济等方面，蔡昉的研究都成果显赫。
他的《中国的二元经济与劳动力转移——理论分析与政策建议》、《十字路日的抉择——深化农业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考》、《中国正在进行的农业改革》、《穷人的经济学》、《中国流动人口问题》等著作，以及《中国的粮食政策改革：对平等、稳定和效率的意义》、《比较优势和中国农业的国际化》、《中国农业发展的转折点》等论文，奠定了他在农业经济学和“三农”问题研究上的学术地位。
但是，蔡昉的研究其实还涉及到经济学的其他领域。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他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改革问题的深入研究，并形成了把改革与发展相结合的研究特色，在国内外学术界具有广泛的影响。最值得一提的是他与林毅夫和李同合作的一书《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该书曾获北京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并被翻译成英文、日文、韩文、法文、俄文和越南文等多国文字，并被许多国家及地区的大学经济学系中用作发展经济学课程教材。此外，蔡昉对地区经济增长问题、流动人口问题、劳动就业等问题也都有自己的独到研究。
“刘易斯转折点”到来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深远
自1998年开始，蔡昉出任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至今。他曾就我国就业政策问题指出，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劳动就业群体，就业其实就是最大的民生。作为“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成员，蔡昉建议，国家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的时候，尤其是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及与经济发展相关规章制度时，都要以促进就业最大化为原则，纠正单纯追求GDP总量及其增长的发展观。
从2006年开始，最先从珠三角开始，然后蔓延到沿海其他一些地区，我国逐渐出现了“民工荒”问题。原来劳动力被认为是可以源源不断且无限供给的，但突然间一些企业面临了 “招不到工”问题，这是我国改革以来从未出现过的一种新经济现象。为此，蔡昉从“刘易斯转折点”和“人口红利”角度研究这个问题后提出，我国的劳动力供给正面临了“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进而得出享受了20多年人口红利的经济增长面临着由这种红利即将消失带来的发展模式的转型的结论。他的这一观点在经济学界和人口学界引起了不同的争议。
所谓“刘易斯转折点”是指这样一种情况：在二元经济结构中，在剩余劳动力消失之前，社会可以源源不断地供给工业化所需要的劳动力，同时工资还不会上涨。直到有一天，工业化把剩余劳动力都吸纳干净了，这个时候若要继续吸纳剩余劳动力，就必须提高工资水平。否则，农业劳动力就不会进入工业。这个临界点就叫做“刘易斯转折点”。
而所谓“人口红利”是指这样一种情况：在整个人口中，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快速增长，人口负担比较轻，经济生产中有剩余，可以把它积累下来，从而社会有比较高的储蓄率、积累率和投资率。也就是说，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劳动力和资本积累都可以得到满足。这种特定的人口结构带来的经济增长额外部分，就叫做“人口红利”。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口红利”的消失过程就是“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时候。
蔡昉认为，中国经济之所以能持续保持高增长，得益于中国独特的人口结构所带来的“人口红利”。人口结构转变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在于人口的增长速度和人口总量，而是取决于人口的结构。人口结构较好，社会就可以获得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在1983年至2000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快速上升，总抚养比下降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率在26.8％。也就是说，这一时期我国可以获得的人口红利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占到了26.8％。
根据这一研究结论，蔡昉对社会上流行的经济增长并没有伴随就业同步增长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他认为，实际上，从农村改革那一天起，农民就已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了，先是转向乡镇企业，接着向小城镇转移，再接着大规模向城市和沿海地区转移。因此，经济增长的每一步都是吸纳了大量的城乡劳动力。虽然从个人来说，工资水平似乎增长不快，但从整个国家来说，由于最大程度地扩大了就业规模，总体上还是使得居民收入水平得到了提高，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弥补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缺陷。就此而言，我们每个人都是改革的收益者，也是“人口红利”的收益者。
但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和人口生育意愿的下降，近年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出现迅速下降以及社会总抚养比上升的情况，过去上述两大因素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较高资本积累的现状将不复存在。蔡昉据此预计，“人口红利”即将耗竭可能在2013年就会体现出来。“人口红利”如果消失，将意味着劳动力供给不会像原来那样源源不断而且那么廉价。因此，若没有其他措施，过去那种用投入来刺激经济增长的生产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迫切需要转移到依靠生产力提高及技术进步来推动经济增长。这是一个必然过程。对此，我们要准确地判断，未雨绸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