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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邹靓
在被称为“中国经济最困难”的2008年，从中央到地方、从银行到企业，都对经济减速及信贷从紧深有感触。次贷危机自2007年3月爆发至今，预计将造成9400亿多美元的经济损失。外部需求收紧，直接冲击着中小企业特别是出口外贸型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存。与此同时，为抑制流动性过剩引发通货膨胀，国内实施从紧货币政策，使诸多企业腹背受困，企业、政府、金融业对此均有所担忧。
2008年一季度，信贷大省江苏的新增贷款量由往年全国排名第一下降四位，信贷投放节奏明显放慢。除了受国内外宏观经济层面因素的影响外，是否存在更深层次的因素作用其中？国内外经济形势又将再多大程度上影响企业，进而影响地方金融业？本报近日对话江苏银监局局长于学军，以江苏为样本探讨中国经济金融的可选走向。
上海证券报：亚洲开发银行近期发布的《2008年亚洲发展展望》称，今年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速将有所放缓，预计为7.6%，低于去年的8.7%。中国经济金融不可避免的受到次贷危机的冲击，这种冲击表现在哪些层面？
于学军：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金融的影响可以分三个层面来看。首先，全球经济的萎缩弱化了世界贸易市场的活力，中国的出口贸易特别是对美国的出口贸易受到冲击较大。近期广交会反映的情况是，鞋帽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产品的订单比往年减少了1/4，厂商不敢接订单，买家不敢下订单，整个贸易市场处于恐慌情绪中。
其次，次贷危机的爆发造成物价大幅提高。黄金价格突破1000美元/盎司，国际石油价格突破114美元/桶，就连粮食价格也提高了超过50%。通货膨胀同时带来的，还有劳动力成本的提高。
上述两个因素带来的最直接的冲击，是对企业特别是出口贸易型企业的冲击。除了次贷危机影响全球金融的因素，国内企业还受到宏观调控累积效应的影响。
上海证券报：央行实施从紧货币政策后，商业银行信贷都按季严格控制规模。间接融资渠道收紧后，大批企业面临不小的资金压力，甚至有企业因此资金链断裂濒临倒闭。由此民间金融再度活跃，民间借贷利率不断攀升。你对从紧货币政策以及按季控制信贷规模的方式怎样看待？
于学军：从2003年开始，宏观调控就一直朝趋紧的状态发展，只是在2007年下半年其效果开始显现出来，央行多次采用了较为严厉的调控手段。13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后，相比2003年时已上升了10个百分点。加上六次利率上调以及公开市场操作，宏观调控的效果是一个不断累积的过程。
目前国内的存款准备金率水平和利率水平已经相当高了，沪深A股在3个月内下挫50%，市场对楼市后市的看法也出现了分歧。如果说单纯为了管理风险，限定商业银行按季控制信贷规模并不是很恰当的方式。资金在地区间不可互通，在不同时段限定规模，其实是资金画地为牢，阻碍了资金融通，很可能造成运作效率的下降。计划性的规模控制容易与市场脱节，造成有规模的时候无需求，有需求的时候无规模的矛盾。
近期商业银行、企业对此反应对此很强烈，尤其是农村金融机构。因为农业生成往往有季节性规律，企业产供销有特点周期，而行政化的信贷规模控制则有悖企业经营的规律。
上海证券报：今年一季度，江苏省的货币信贷形势与往年有所不同，新增信贷规模相比往年在全国的排名下降较快。除了受国内外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是否也有地区经济自身特点方面的原因？
于学军：整体而言，国内外经济形势在2008年不容乐观，江苏面临的形势相比其他省市更为严峻。其原因在于，江苏是个工业大省，第二产业比重比较大，其中附加值整体水平不高。其次第二产业的产品大部分依靠出口，受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很大，由此地方经济增长肯定会减速。第三个原因，是相对南部沿海地区来说江苏的经济增长在较大程度上依靠投资拉动，2007年江苏的固定资产投资就超过了12000亿元。
目前国内外经济形势严峻，加上宏观调控的因素，受影响最严重的就是投资和出口。江苏的困难确实和地方经济特征有关。
上海证券报：目前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对商业银行、企业分别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其中地方金融机构限于规模、管理等因素，风险抵御能力较弱。是否面临更严峻的考验？
于学军：2007年商业银行整体实现了较高的盈利增长，近年来一直处于经营管理的转型过程中。然而目前的存款准备金率水平已经达到16%的历史最高水平，商业银行面临流动性管理的难题。商业银行内部也有结构性的问题，中小金融机构面临更大的资金压力。
从紧货币政策的调控环境中，首当其冲的是中小企业。虽然银监会一直强调支持、扶持中小企业融资，商业银行也做了很多工作进行探索，但是中国大部分小企业发展不成熟、经营风险大、淘汰率高，商业银行作为企业运营进行风险控制，无法完全满足企业的融资需求，这是个世界性的难题。
必须强调的是，在经济环境良好的环境中，风险往往是被隐藏的。当经济环境出现拐点的时候，风险也会渐渐暴露。因此，商业银行对宏观环境的把握是比单纯把握风险更重要的事情。
上海证券报：针对当前国内外经济的严峻形势，以及商业银行、中小企业面临的经营困境，在可操作的调控形式及配套财税政策等方面，你有怎样的建议和意见？
于学军：我认为，目前实施的信贷规模限制可以进行微调，即进行信贷总量控制、取消分银行的按季信贷规模限制，采取调节存贷比指标以控制信贷增速。对于已经处于高位的存款准备金率调节要慎重提高，避免造成中小金融机构的资金链问题。利率水平不适宜再次调高，但是可以考虑减小利差，单边调高存款利率或是允许存款利率以一定比例上浮。
此外，我也建议对外汇储备的对冲可以从源头操作，由财政部发行债券直接对冲外汇储备，不经过人民银行一环投放基础货币。另外鉴于企业目前面临的经验困境，是否可以在财税制度上做些调整，适度降低企业增值税缓和企业的经营压力，帮助其休养生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