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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我的经济人生之路——18位经济学大师讲述的心灵故事》，是18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应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的三一大学经济学教授威廉·布赖特的邀请，在三一大学以相同的题目“我的经济人生之路”所做的演讲的结集。因为是演讲，各位经济学大师都用最浅显的语言讲述他们在经济学上的成长历程和对经济学发展的思索。整体而言，本书提供了当代经济学丰富多彩而深刻的经济学思想，完全可以说是经济学思想的盛宴大餐。限于篇幅，笔者现在力争把书中部分经济学大师最精彩最重要的经济学思想拣选出来，供各位分享。
阿瑟·刘易斯
他是发展经济学的先驱和主要代表人物，对发展经济学的重要贡献在于他创立、提出的二元模型（twov-sectormodel)。这个模型能够很好地解释中国近20多年来农民工工资微乎其微的变化增长：因为劳动力供给弹性无限大，故而技术提升所带来的收益，几乎完全归属于雇主以及极少数高薪阶层的员工，广大工资微薄的城乡工人是没有份的，或仅占少量份额，因此经济增长主要带来的是企业利润增长和政府财税超收。据最新官方统计，2007年中国GDP增长率是11.4%，而政府财税增收30%，11.4%和30%，这两个数字，与科学发展观无缘，与构建和谐社会也风马牛不相及。
克莱因
这位著名计量经济学家，事实上是计量经济模型的创建人。在还是经济学门外汉的时候，克莱因就已认识到经济学是认识社会、了解世界的必不可少的思想工具，而数学对分析经济问题非常重要，经济学与心理学、社会学以及其它学科也存在相互关系。他还在努力摸索如何将政治与科学融合在一起。中国的情况往往与科学的发展逻辑不合，近30年来，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演变恰恰与“摆脱”政治密切相关，或云“脱魅”，上世纪80年代，有人提出要“清除精神污染”。而且是在所有领域，多亏高层有高人网开一面，不许在经济学领域乱来，但这么做，也需要妥协让步，以致以前完整的政治经济学变成了残缺的令人莫名其妙的经济学。
阿 罗
肯尼思·J·阿罗有多方面的理论建树，比如一般均衡理论（Ceneral Equilirium Thery)。这是理论性微观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寻求在整体经济的框架内解释生产、消费和价格。阿罗指出，任何一种产品的需求取决于所有产品的价格——包括劳动力与资本服务的价格，即工资和利润，同样地，任何一种产品的供给，包括劳动力与资本的供给，也取决于所有商品的价格。所以根据这个理论，我们可以把价格（包括物价、利率、汇率）描述成一张网，称之为价格关系。一般均衡理论对股市投资者也有实用价值，股市投资者要想赢钱，必得解决估值难题。笔者的意见是，鉴于价格是一张网，我们应从股票的比价关系中寻找股价相对低廉的个股作为建仓对象，换言之，你若想找到股价低廉的个股，必须把所有股票甚至其它类别的金融交易品种的价格都评估一番。
萨缪尔森
只有亿万富翁才有资格藐视金钱，只有经济学大师才敢于抨击经济学。因为“过去的经济学充满着先前的陈腐谬论，茁壮的新科学主茎破土而出，而时髦的教科书和论文，也无法有效地反映真实世界的景况。”所以萨缪尔森才敢于宣称：“我可以宣称，只要谈论现代经济学，便会谈到‘我自己’。我曾宣称自己是经济学界最后一位通才，我所研究的范畴，涵盖了经济学的各个领域。著述和教授的科目广泛，诸如国际贸易与计量经济、经济理论与景气循环、人口学与劳动经济学、金融与独占性竞争、教条（doctrines)历史与区位经济等等。”大概也只有萨谬尔森才敢于坦白承认自己“所犯的最严重的错误”：“我责备自己犯下了这个严重的错误。如果发现错误后一味坚持，我会更加责备自己。”有许多经济学家都曾炒过股票，有的赔得一塌糊涂，有的赚得盆满钵满，萨谬尔森属于赢家，他还从炒股经验中总结出了“萨缪尔森法则”：“永远要回头看。你可能会从过去的经验学到东西。通常人们所作的预测，没有自己脑海中那样正确，两者的差异也许对人有所启发。”
萨缪尔森的演讲，妙语如珠、狂言连连：“对于拥有一切的人，神仙还能给他什么呢？……只要我能撰写这个国家的教科书，那法律条文就让别人去拟定吧！……与整个时代成千上万的心灵接触，是学者毕生难逢的际遇。”其自满自得之意溢于言表。经济学家的经济学思想真的像萨缪尔森说的如此厉害么？在美国也许是吧，而在中国则另当别论。北京大学周其仁先生曾说，他作为经济学家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是零。不知道这是中国经济学家的悲哀，还是中国的悲哀，也许兼而有之吧！
弗里德曼
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演讲功夫也是了得，且让人看到，他是怎样的洞明世事：“学生不是从教授，而是从同学那里学习到东西的，至今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教授的真正作用，只是提出一些主题，让学生自由讨论吧。”在我们这里则大异其趣，我们的教育偏好单边主义，在大学里也是我讲你听。但弗里德曼也强调强制的积极作用：“由于公共选择不涉及双向的付出和收益，只涉及非相互性的收益，因此容易导致搭便车、败德、公地悲剧和代理人机会主义。因此，公共选择需要有强制。”
弗里德曼是经济学界的成功者，但正因为成功，其失意和遗憾也随之而至：“成为一名经济学家，是我生命中喜悦与满足的源泉。经济学是一门迷人的学问，而最迷人之处是，它的基本原理如此简单，只需一张纸便可以写完，而且任何人都可以了解，然而真正了解的人实在太少。”弗翁已经仙逝，也不再需要遗憾了，需要遗憾的，是你我辈芸芸众生。
施蒂格勒
乔治·J·施蒂格勒有着马克思所谓“怀疑一切”的胆气。他赞同奈特的观点，即“人类的历史乃是一部社会愚蠢史”。这种历史观感，使他产生一种倾向：与早期的观念相比，对当代的观念更应该抱抱以怀疑的态度。这种历史观感和思想倾向，影响了他的经济学研究。上世纪60年代初期，施蒂格勒开始研究公共政策。为什么会有公共管制？他通过观察不同团体的成本和收益来得出的结论是，引进管制政策，仅仅表示立法对高涨的公共需求的回应，以保障公共利益。之所以有公共需求，是因为某种社会罪恶的存在与滋长，导致改革派唤起公共的注意。然而这种“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 理论，既难以说明保护性关税或是农村项目等措施，也无法解释政策制定的时间。“公共利益”理论最能唬人，但唬不住经济学家。
托 宾
作为资产组合选择理论的创始人，詹姆斯·托宾就是那个说“不要把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人。这一理论早已名满地球村。笔者在这里想着重讲一下托宾的另外一项经济学创见，倡导负所得税。他认为低税率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之一。1972年他给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麦高文设计过一套负所得税方案，尼克松当选后推出的家庭补助计划，基本上与托宾设计的税收方案没什么区别。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低税率有助于经济增长，是因为常识和逻辑，也因为事实和数据，更因为效率和公正。一言以蔽之，一个人花自己的钱给自己办事，既讲节约又讲效率。如果是高税负，资金链条拉得太长，让政府中人花别人的钱为大众办事，或为自己办事肯定无动力讲节约，也无激励讲效率。中国目前的财政运行现状，政府中人掌控、支配太多的社会资源和国民财富，其弊远大于其利。近来闹得沸沸扬扬的陕西华南虎照事件便是又一新证，此事决不像陕西省林业厅所说的 “草率发布华南虎的重大信息”和什么“存在着工作作风漂浮，工作纪律涣散”。他们如此这般，无非是想打着保护珍稀动物的幌子，骗取公共财政资金。
莫迪利亚尼
佛朗哥·莫迪利亚尼的演讲的可圈可点之处有二，经济预测的准确性问题与关于理性预期的论述。有人认为，人们面对预测会有某些反应，导致其改变行为，从而使预测无法准确。但莫氏则主张，即使人们对预测作出反应，预测依然可能精确。只要有预测，仅将预测对行为的影响考虑进去就可以了。在某些非常一般化的数学条件（连续性）之下，基本上是有可能去预测的。莫氏关于理性预期的研究建立在他对社会事件可预测性的分析之上，他用通货膨胀和股市的涨跌来阐释他的观察。有人说，股票投资的最高境界是无投资理念，莫氏似乎也认同这种观点：“我只愿顺其自然，一遇到有趣的事情，能随时准备妥当而投入其中。”顺势而为、随机应变确乎是股票投资的最高境界。
布坎南
公共选择理论创建布坎南在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这两个极端之间找到的哲学道路，是“相对绝对的绝对”（relatively adsolute adsolute)：“相对绝对的绝对原则要求我们在日常的行为中遵守与接受既有的或传统的权威标准，不管这些行为是个人的、科学的还是政治的；然而同时在另一个（更高）的意识层次上，我们要质疑所有这一切标准，甚至要求改变。”最能说明布坎南的研究与这个相对绝对的绝对原则的关系的例子，是政治互动中的后立宪与立宪层次的重要区别，一是在规则已定的游戏中选择战术，一是在几组游戏规则中选择。细读布坎南的“相对绝对的绝对”，有助于我们探求处世之道。
索 洛
增长理论的杰出构建者罗伯特·M·索洛演讲的精彩之处在于，他认为经济理论家（甚至一些应用经济学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建立系统的人，一类是解决困惑的人。他比较偏袒解决困惑的人，但他同时又说常识或者一般“务实的人”的观点并不总是对的：“其实，务实的人坚持的理论常常错误或空洞。我说的是，经济学者一定要先睁大眼睛看看四周，再来判断哪些是有道理的，哪些是牵强附会的。这些判断并非毫无根据，而是可以诉诸观察与逻辑为其辩护。”在经济学界，有的学者偏好用数字和模型说话，而有的则擅长用事例和逻辑说话，熟长熟短，殊难定论。
夏 普
威廉·夏普是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奠基者，他的经济学创见对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者具有实用价值。他的演讲就提到了金融投资的专业性：“今天也只有一些鲁莽之徒才会在未能了解金融学的情况下，贸然进入金融的领域。”夏普所说的“鲁莽之徒”在中国股市很多，不过对中国股市的大多数玩家来说，用“无知者无畏”似乎更贴切。夏普对金融投资很有研究，他说：“投资策略有两项关键因素，即预期收益与风险。前者可以未来收益几率分配的平均值来表示，后者则可以用该几率分配的变异数或标准差来表示。有效率的策略（efficient strategy)，是指在固定风险下，预期收益最高的策略。”如何用夏普的上述见解来指导炒股实战，需要投资者的悟性。
诺 思
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道格拉斯·G.诺思的眼里，制度就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提供一个塑造经济、政治与社会组织的诱因架构。制度包括正式规则（法律、宪法、规定）与非正式的限制（惯例、行动准则、行为规范），以及对上述规则与限制的有效执行。执行这些规则的可能是第三方（执法与社会放逐）、第二方（报复行为）或第一方（自我要求的行为准则）。制度和技术利用，决定了构成生产总成本的交易及转换（生产）成本，从而影响经济的表现。由于制度与采用的技术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市场效率可以说直接取决于制度的架构。在1981年出版的《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诺思放弃了“制度总是有效率的”这个假设，并试着解释为什么“无效率”的规则会产生甚至长久存在。诺思的研究非常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的国情。
赫克曼
算起来，詹姆斯·J·赫克曼应该是微观计量经济学的鼻祖，在10岁之前，赫克曼即已有自己的人生规划，那时他想做一名牧师。但是，好思考的他在15岁的时候就已经注意到《圣经》中存在着自相矛盾的地方，这促使他与基督教决裂。他说：“拥有虔诚的信仰，然后又因为理智的质疑而放弃这种信仰，这是一段非常痛苦的经历和体验。不过，与此同时，我很早就学会了依靠自己的智力资源和情感资源来生活。在没有其他人认可的情况下能独自生活的这种能力，已经成为我人生历程中的一笔主要的财富。我还学会了不管周围人怎么看待我，我仍能坚持自己的计划。”赫克曼演讲的另一重要思想是，反事实（Counterfactuals)，即虚构或思想实验，也就是对事实的假设，假设某一事件未发生或以另外的方式发生，历史会如何演变。反事实是西方经济学探索世界的基本方法之一，也是赫克曼经济学分析框架中体系性的语言，这正是赫克曼经济学的特长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