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通货膨胀有许多原因，核心要素却是一个：粮食。粮食在中国的消费物价指数（CPI）中所占的比例较高，因此粮价走势对通胀指数有决定性的影响。透过粮价变动的趋势看中国经济，却会看到地价和油价，把这三个价格联系起来，解决中国的通货膨胀就有了三难：管粮价难，管地价也难，管油价更难。

　　要保证我国的粮食供给，保持18亿亩的可耕地是不可逾越的“高压线”，于是商业和住宅用地就只会减少，不会增加，因为土地的沙化碱化和水土流失都会减少可用土地。然而城市化的趋势和交通网的扩张必然强化对商业用地和住宅用地的需求，结果就导致了人与粮争地：要房子还是要肚子？在这个选择的天平之上，理性选择当然会倒向“肚子”，而市场选择却未必如此，因为商业和住宅用地的需求也是刚性的，地价变动的趋势主要由商业需求决定，这就难以避免在价格的天平上出现房子与肚子争地，地价上升加剧粮价上升。

　　粮价与油价的关系有些复杂，因为中间有一个生物燃料的环节。面对高油价的威胁，美国政府开始推动新能源计划，其中很重要的一项是用乙醇燃料替代汽油。普通汽车用乙醇替代汽油，生产一缸乙醇就要用掉非洲人一年吃的玉米，换句话说，非洲人活一年的口粮只够美国人开两周汽车。于是，玉米的价格暴涨，大米小麦的价格也不好意思不涨，在世界大米出口量居第一位的泰国，3月27日宣布原来每吨570美元的大米一次涨价到每吨760美元，4月17日再度涨价到1000美元以上，引发全球农产品的价格涨声一片，迄今已有30多个国家报告陷入粮食危机，联合国束手无策。

　　人与粮争地，车与人争食，粮价上升的背后是中国房市与国际政治，问题当然就复杂化了。中国当前的通货膨胀主要有四个源头，其一是粮价，背后是粮价-地价-油价的攀比上升；其二是油价，工业化和城市化使我国的石油供给还要部分依赖进口；其三是农民，村里人不管是进城打工还是就地造镇，都是城市化的趋势；其四是货币，外汇储备的增长其实就是储备的通货膨胀，此外还有多年货币政策宽松的累积滞后效应。这四个源头，能够控制的似乎只有货币，所以坚持从紧的货币政策几乎就等于是反通胀，但是平心而论，可用货币政策工具的操作空间非常有限，而且收到国内外因素的很大制约。比如利率工具，美国在过去一段时间连续大幅度降息，基准利率已经下调到2%，中国与美国的市场利率已经严重倒挂，此时中国再提高利率，不仅无助于舒缓流动性过剩，反而会加剧国外“热钱”的流入，因为利率差效应和人民币升值都会激励美元流入并转换为人民币资产。

　　通货膨胀困局难解，价格管制呼声必高，因为这是传统计划经济的政策工具，短期效果如吗啡去痛，饮鸩止渴。一些国有上市公司也不得不承担社会责任，买高卖低，亏损运营，短期尚可承受，长期断难持久。难道就没有更好的选择吗？现代政府的通货膨胀治理有三大法宝：其一是紧缩，其二是输出，其三是转移。紧缩无需赘言，三大政策工具都有动作，输出已经在做，人民币的加速升值和跨境流通就是在输出通货膨胀，所以目前还能多用心力的方向是转移。

　　回顾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资本市场爆发性的成长经常伴随着通货膨胀，于是资产泡沫也常常被解读为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这其实是本末倒置，因为是通货膨胀引发的储蓄收益下降乃至负利率，才会点燃大众投资的激情。当一部分人的经济关注从消费转向投资之时，通货膨胀的痛苦也就转化为津津乐道的投资，而津津乐道的投资又通过信息流动产生的财富效应激励投资，让更多的人分散对通货膨胀的关注，并改变以往的消费习惯。因为在投资市场上，大赔大赚如家常便饭，多数人赔了会约束消费，赚了会肆意奢侈，两个方向都离开了直接的CPI消费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大众投资市场的繁荣是通货膨胀的减压器，至少会把直接的通胀压力转移到投资市场，间接推动投资市场的繁荣。通过引导投资来转移通货膨胀虽然不能治本，却胜过饮鸩止渴，经济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