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平 李朝曦

　　中国三年前的外汇储备大约1万亿美元，可以购买200亿桶石油；中国现在的外汇储备是1.65万亿美元，却只能购买130亿桶石油。进口铁矿石价格连年暴涨，中国钢铁企业似乎已经被迫沦为国际铁矿石巨头的“农民工”了。这或许也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30年，而绝大多数国民还很穷，且福利增长极其缓慢的原因之一吧。前几天，一位来访的日本朋友这样问我们：你们（中国）经济是否已经沦为“蜡烛经济”（意为“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了。虽然说“蜡烛经济”言过了，但细细想来还是有几分像的。

　　近期国际粮食价格大幅飙升，国际粮食价格已经三倍于国内了，这对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外向依附型“蜡烛经济”转变为以满足国内需求为主的“内需型”经济，或许是一次难得的机会。要讲明国际粮价飙升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逻辑关系，还得从上世纪80年代经济发展说起。

　　80年代经济发展的启示

　　上世纪80年代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在“一不靠外资，二不靠中央积极财政政策”的基础上取得的，并且是全民分享增长成果的发展。为什么80年代在“二不靠”的情况下能够取得高速增长、并兼顾共同富裕呢？

　　众所周知，我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开放是从安徽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开始的。这项改革，实际上是给了农民家庭有限的土地私权，由大一统计划生产和计划分配制度变成了“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部是自己的”半计划生产和大包干分配制度，激发出了农民劳动积极性，由此生产了每亩增产200－300斤的增量。农民手中有了大量的剩余产品，必然派生出市场交换；农民手中有了钱，农民就要消费或投资。由于需求旺盛而物质供应短缺，农民手中的钱主要进入投资——办乡镇企业和社队企业（也有戴红帽子的私人作坊），这就有了乡镇企业半壁河山。

　　随着乡镇和社队企业的发展，农村工业品和多种经营产品逐步进入城市，抢占国有企业和商业的市场份额，这就有了国有企业改革，全国性的经营体制改革和流通体制改革。由于农村经济的大发展，农民需求旺盛，也为城市经济和国有企业发展改革创造了条件。

　　80年代初期的农业家庭承包产生的巨大增量，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由此（内生增量和内需）推动和拉动了整个中国的全面改革和开放。不仅农民是改革的受益者，工人和城市居民也普遍受益，政府财政状况也大大好转。80年代是个人富裕和共同富裕兼容的时代，也是城乡社会事业良性发展的时代。

　　但在1988年之后，种粮比较效益下降，加上国家逐步压缩中西部农民的土地非农用权益，银行也随着农民地权的萎缩而退出农村，中西部农村逐步由兴旺走向凋敝，加速了乡镇企业和社队集体企业的破产。乡镇和社队企业的破产又加剧了乡镇和村社的财政困难，农民负担日益加重，由此进一步导致农民需求萎缩和农村经济凋敝加剧，形成了农村发展的恶性循环。中西部农村发展的恶性循环，赶上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推波助澜，使原本内需为主的中国经济，快速转变成了外向型经济。由于我国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经验不足，对外贸易极不平等和对等，随着外向度越来越高，中国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外向依附型的“蜡烛经济”轨道。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对外向依附型“蜡烛经济”反思的结果。虽然科学发展观提出了好几年了，“蜡烛经济”也没有丝毫的改变，这是因为经济转轨是要条件或机会的，国际粮价飙升或许是一次大机会。

　　提高粮食价格，再给农村一个增量

　　以稻谷价格为例，国际价格大约为5元人民币/公斤，我国国内保护价为1.6元人民币/公斤，市场价不超过1.8元人民币/公斤。如果政府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让原粮价格达到3.5－4元人民币/公斤，我国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可以增加1500元以上。人均1500元的巨大增量，比上世纪80年代的承包制创造的增量大了40倍，这无疑会推动农村新一轮经济大发展和需求升级，不仅为再翻两番奠定基础，更重要的是有利于我国由外需拉动型经济转向内需拉动型经济，让经济发展的目的回归“满足本国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本位，结束长达20多年的“蜡烛经济”——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80年代农村经济增量和农民需求升级，推动和拉动了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为国有企业发展与改革创造了条件和机会。如果这个结论成立的话，此次提高粮食价格，增加农民收入，由此推动和拉动中国经济整体发展和转型的构想应该是符合逻辑的。

　　过度压低国内粮价后果很严重

　　这次粮食价格上涨和历次都不一样，是石油价格站稳110美元/桶，生物能源产业问世，导致粮食需求巨量增长的结果。因此，粮食价格高位运行具有长期性。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生产资料的涨价是必然的，劳动力涨价也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过度压低国内粮食价格，将导致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受挫和边境地区的粮食走私，如果粮食减产和走私倒逼国内粮食价格与国际接轨，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如果是主动提高国内粮食价格，鼓励农民积极生产粮食，一方面，不仅可以获得宝贵的“粮食武器”，获得国际贸易的主导权，而且可以分享国际粮食价格飙升的好处；另一方面，既可以增加农民收入，又可以促进我国经济转型——夺回经济自主权，步入良性发展轨道。

　　我国近20年粮食生产的经验表明，农民种粮比较效益每提高10％，粮食产量大约会增长3％。假如粮食价格提高一倍，即使生产资料价格同步上涨一倍，我国的粮食产量也会在3年后增长30％，达到6.5亿吨。届时我国将成为世界第一粮食出口大国，在全球性粮荒时代，庞大的粮食出口能力，对任何一个国家都具有非凡战略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