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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发展金融体系打造国际金融中心
⊙本报记者 唐真龙 石贝贝
在2008陆家嘴论坛期间，上海市市长韩正亲自主持召开上海市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领导小组国际咨询委员会会议和国内专家委员会会议，与来自国内外的专家智囊一起共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议题。在经历了两天激烈的思想交锋和碰撞之后，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下一步发展战略正清晰地浮现在人们面前。
目标：成为全球金融中心
谈及上海建设金融中心的最终目标，不少嘉宾表示，上海的目标是：成为对资本和风险定价最为有效的中心、成为国际性金融中心，成为一个整体的、完整的资本市场。
渣打银行首席执行官冼博德认为，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应当首先实现国内市场的转变。第一，国际机构的参与，包括投资者、经纪商、银行等。它们的参与会成为非常好的促进变革的催化剂。在多个金融中心运营的金融机构对于市场因素、风险、危机等可能了解地更为清晰。第二，随着世界金融市场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联系日益紧密，中国国内的资本市场如果想要得到最佳的优化，必须让国内公司可以进入国际市场、也让国际投资者能够投资国内，让他们的投资组合多样化。
日本东京证券交易所董事长西室泰三认为，上海如果想要建设成为国际性金融中心，必须发展债券市场、积极培育机构投资人，还需要加强交易、清算和结算等方面的纵向一体化的服务。“上海应该作为发动机来推动整个中国多层次证券市场的发展。”西室泰三说。
对于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位，中国人寿董事长杨超表示，上海应充分发挥好联通国际国内两大市场、人民币和外汇两种资金、吸收国内和国外金融人才的平台作用。
核心：发展金融市场体系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核心内容是金融要素市场体系的建设。”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屠光绍表示。因为从金融发展来看，建立市场体系是金融改革和发展的最中心的一个环节，此外作为金融要素市场最为聚集的地方，上海发展金融要素市场有良好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金融市场与全国各地的金融发展是互动性的。
在金融市场体系方面，上海已经基本形成了一个由股票、债券、货币、外汇、商品期货、金融期货（金融期货正在准备上市交易）、黄金、保险等构成的全国性金融市场体系。屠光绍表示，在促进金融市场发展市场化、国际化方面，要加快完善以资本市场为核心的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支持金融市场产品创新，促进金融市场扩大开放。
在市场建设方面，西室泰三认为，对于中国而言，发展一个多层次的证券市场至关重要。目前，中国拥有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以及即将启动的创业板市场等可以为各种规模的公司上市提供纵向的、一体化的服务。“接下来，中国需要能够提供一些横向的、一体化的服务，也就是说，需要积极推动资本市场的全球化、并且开发金融衍生品市场等。”西室泰三说。
杨超指出，上海应逐步建设成为人民币金融产品中心，以人民币定价不断优化产品、增加市场交易量、以及扩大市场影响，牢固树立上海在人民币交易、定价、以及结算中的核心地位。同时，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和保险市场建设等都要做好。在保险市场建设方面，杨超还建议尽快启动巨灾风险保障基金建设。
冼博德则进一步表示，除市场建设外，还需要包括交通、通讯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政府的支持、能够关注和满足企业的需求，还要建立非常稳健和灵活的法律框架，以及非常深厚的人才基础。
此外，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朱晓明特别强调吸引金融人才的重要，“金融人才是金融中心之本，在推进金融服务、制度和产品创新的同时，应该加快培养和引进各类高素质的金融人才。”
突破：打造陆家嘴金融城
“今天的论坛，放在上海浦东新区陆家嘴金融城举行，具有特别的象征意义。”在10日的发言中，屠光绍首次提出了陆家嘴金融城的概念。他表示，陆家嘴金融城是中外金融机构以及证券期货等全国性金融市场聚集地，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功能区，上海市政府将在优化环境、调整功能、完善政策等方面全力聚焦支持陆家嘴金融城加快发展，使陆家嘴金融城成为金融改革开放先行先试的示范区。在规划上要优化布局，大力拓展陆家嘴的空间容量，为迎接更多的中外金融机构入驻作好充分准备。在政策上要围绕高端人才的集聚，完善配套措施。在服务上要更加简洁方便，遵循国际惯例。在人文环境上要加快与纽约曼哈顿、香港中环等功能核心区的交流工作，推动信息环境、文化环境等方面的完善与创新。
历史经验表明，各国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过程中，政府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无论是金融市场建设、法律框架、还是吸引金融人才等都不离开政府政策的支持。记者采访发现，与会嘉宾提到金融创新、外汇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金融市场的开放度，以及货币、债券、资本、黄金市场等的建设和发展时，无一例外地都认为这需要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试点、配套改革方案等方面的合力支持。而“一行三会”的领导在本次论坛上也或多或少传递出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信号。论坛开幕当日，央行征信中心在上海揭牌。
上海浦东新区区委书记徐麟也表示，将学习借鉴纽约、伦敦等国际金融中心的经验，以优化金融生态环境为重点，提高陆家嘴金融集聚区的规划和建设水平，以金融机构和人才需求为导向，进一步完善综合配套设施，优化区域的交通网络。
保障：营造一流金融环境
国际经验表明，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市场机制将发挥主导作用，屠光绍表示，这一点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进程中也将得到充分的印证。不过他同时指出任何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和形成，政府作用必不可少，特别是新兴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崛起，政府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作为地方政府，上海市将紧紧依靠国家金融宏观调控和监管部门充分发挥金融机构的主体作用，并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营造一流的金融生态环境。
首先，营造活力竞相迸发、充分展示的人才环境。积极创新人才激励机制，吸引集聚全球金融人才，加强以能力建设为核心的开放的金融机制，建立市场化管理制度，不断提升金融人才特别是高端人才的发展空间，营造出让各类金融人才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
其次，营造符合国际惯例、适应中国国情、满足市场需要的社会诚信环境。
第三，营造具有市场竞争活力、规范化的市场服务环境。包括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中介服务水平，大力发展各类金融服务机构，加强管理服务，增强行业自律，不断提高金融服务水平。
最后，营造行政效率最高、行政透明度最高的政府服务环境。“我们的目标是上海要成为在全国行政效率最高、政府服务最优的地区之一。”屠光绍表示。
利率市场化
对商业银行犹如一把“双刃剑”
⊙本报记者 苗燕
利率是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的重要调节杠杆。逐步推动利率市场化，是推动金融深化、丰富金融创新不可或缺的路径。利率工具对商业银行来说，犹如一把双刃剑，商业银行更多的是应学会利用其提升经营水平。此外，中国在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目前，更高程度的利率自由化是否急需到来？
影响：商业银行首当其冲
农行行长项俊波表示，利率市场化改革在整个经济改革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所带来的市场定价对商业银行的影响首当其冲。
他表示，首先，利率市场化为商业银行的活力、配置资源应该说提供了比较好的基础。在负债方面，银行可以实施主动的负债管理，有意识地控制资产负债表的扩张，优化负债结构，降低经营成本。从客户的结构角度来看，利率市场化实际上为银行提供了甄别的机制，对不同客户和业务给予不同的定价水平，有利于推动经营结构优化和资源的最优的配置。
此外，利率市场化有利于商业银行开展金融创新，有助于提高商业银行的管理水平，推动银行更加关注市场的变化，增强风险意识和成本意识。
而博思艾伦公司大中华区金融服务业务主管柯安德则认为，讲到利率的市场化，实际上是涉及到三点，对于银行来说，有着不同的影响。一个是利率的整体水平，这样会影响到银行的效率，能够进一步地加强银行的有效性；第二点是差异化的利率产品会更多。银行需要更加解客户，了解风险，了解他们的价值；第三点是将来市场化之后，利率变化就会更加频繁。只有反映更快、创新更快，这样的银行才有可能胜出。
项俊波表示，利率市场化给银行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将会改变银行已经习惯的利率决定机制和变动规律。长期以来，我们国家银行业的存贷款利差高于绝大部分成熟的市场水平，目前我国的存贷率款高达300个基点以上，而成熟市场一般只是大于25个基点。事实上去年以来，央行的6次加息中，大多数都加大了利差水平，那么在高利差的保护下，银行可以依靠传统的存贷业务生存，信贷规模扩张，是银行增加利润最重要的手段，利率市场化会缩小这种存贷款的利率空间，过度依赖利差的传统模式会越来越难以为继，这就意味着商业银行在政策上要做出根本性的调整。
改革：关注中小企业贷款
在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过程中，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张晓慧则提醒说，还需关注一些问题：一个是中小企业融资的问题，另外一个是农村金融的问题。
张晓慧表示，宏观调控的时候，可能资金最紧的就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风险跟那些优质的大企业来比的话，确实很高，按照风险来定价的话，它所得到的利率就是一个比较高的利率。但是如果金融机构按照比较高的利率来定价的话，那么中小企业会面临资金成本过高，所以存在一个资金的可获得性问题。
世界银行中国和蒙古局局长杜大伟则谈起了他的经验。他认为，现在中国银行业一年的存款利率是4%，而活期利率是1%左右，所以现在实际利率是要比通货膨胀率低得多。这种情况下，“我的经验是，现在是有很多中小型企业，融资很困难。这些小企业愿意付出18%或者15%左右的利率水平，我们希望可以给中小型企业贷款，而不需要抵押品，因为他们可以赚得更多。”
而在农村金融方面，张晓慧表示，其他的贷款利率上限都放开了，但我们仍然保留了对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的上限。这其中的关键点就在于用真支持还是假支持的判断标准，是用资金的可得性来判断，还是用资金的便宜和昂贵来判断。“所以我觉得要走好利率市场化的道路，应该说还是很难的。”
争议：利率上限是否开放
如果选择利率市场化，那么利率上限是否应该开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华代表处代表费达翰认为，中国开放利率已经过了12年，这其实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比较长的了，很多国家的步伐都比中国要快得多，而这一进程的延迟会带来很高的成本。由于长期存在金融管制，就使得银行的行为不利于竞争，银行之间过度竞争肯定是一个风险，但是中国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预防这种情况的发生，比如银监会对银行监管的规则已经加强。而从国际经验看，现在已经是放开存款利率上限的一个好时机。
张晓慧则认为存款利率的上限不能放开。张晓慧认为，前几年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有巨大的坏账，金融体系存在比较大的不稳定因素。“把存款利率人为压得低一点，我个人认为存款利率压得低，是让存款人给银行的一种政策性的补贴。”但是，2006年银行的盈利已经是2004年的10倍了，而且资本充足率也基本上达到10%以上，特别重要的一点是现在人民币的业务已经对外资银行开放了，那么是不是要用中国老百姓的钱给外资银行也来个补贴呢？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潘英丽表示，到了放开存款利率的阶段，还应该引入、开放外资金融机构对国内的服务，然后才是股权的投资，包括A股市场的投资。“我觉得外资金融机构开设人民币业务方面，我们应该放得更宽一点，这样才会有更多的人才进来、更多的技术进来，对中资银行造成一定的竞争压力，有助于提高我们金融业的效率和能力，包括整个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
任海天寥阔
飞跃此身中
⊙本报记者 谢晓冬
陆家嘴论坛是一个缩影和窗口：尚未坚实的影像背后，是全球金融格局变迁下中国金融的崛起、希望和挑战。
这个志在将来可比肩“达沃斯”国际影响力的论坛，已经初步清晰的传递出了“上海—中国—世界”的信号。
金融格局中的新生力量
五年前，全球金融界都还在谈论中国银行业的即将破产、A股市场笼罩在熊市当中……弹指一挥间，2007年末，中国的股票市场却以市值增幅位列全球第一，融资额与全球占比提升至11.46%，中、工、建三大国有银行亦跻身世界前十大市值银行之列。
仅仅五年，中国金融界重现了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之谜。“现在世界金融界领袖看中国，看到什么？市场规模和巨大潜力。”美林集团副董事长威廉·麦克唐纳在论坛上不无感慨地说。
事实上，谜底并不复杂。中国经济近年来一直保持了年均10%的高速增长。世界银行最新报告显示，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GDP已经超过日本，这为中国在本世纪初启动新一轮金融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
而通过发挥特有的智慧，中国成功地改革了自己的银行体系，使它们成为公众公司，并真正变身为商业机构，主动融入国际化；资本市场迎来新的革命，成为一个真正的全流通市场；保险业同期也获得巨大发展；在日益庞大的外汇储备管理基础上，主权财富基金成立……中国金融的新生力量由此萌动。
全球金融“第三时区”
作为本界论坛的一个核心焦点话题，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则得到了最为充分的讨论。与会人士就“上海将成为未来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达成共识。
上海金融办主任方星海将此概括成为上海是否会成为继纽约和伦敦之后的“全球金融第三时区”的命题，从而占据全球金融交易24小时不间断交易的另一个核心。
对此，诸多国际金融巨头都回应称，这只是个时间问题。当然前提是上海需要做进一步的改变，提前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如金融市场和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有效的监管、一个吸引人才的机制、有竞争力的税收等等。
来自海外的金融高管以及金融业人士对中国金融市场建设提出一系列建议：中国需要进一步发展债券市场和各类衍生品市场，改革自己的利率体系，使其进一步市场化，重要的议题当然还包括人民币资本账户的自由兑换，以及混业经营等。
无疑，伴随着中国经济走向世界所散发的影响力，中国金融市场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已成为共识。未来，对于中国和愿意到中国发展的金融机构，都将是一个“任海天寥阔，飞跃此身中 ”的境界。
人民币 应进一步加快亚洲化国际化步伐
⊙本报记者 石贝贝
以美元、欧元等强势货币、“硬通货”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正日益受到亚洲等新兴市场力量的冲击。在2008陆家嘴论坛上，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指出，亚洲国家最终需要有某种形式的亚洲一体化货币。尽管目前还不能确定这种亚洲一体化货币会采取何种形式，但可以肯定的是，人民币一定也应该在其中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目前要做的就是进一步推进人民币亚洲化、国际化。
现状：现有体系成了瓶颈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国际货币体系逐步呈现出以美元、欧元为主导的格局。然而，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力量的兴起，这种格局则显得越来越不适应全球经济发展的需要。
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张涛认为，首先，新兴市场国家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全球外汇储备的分配已经失去平衡。比如，1998年新兴市场国家的外汇储备占据全球的三分之一，到2006年这一数据已经超过50％，而新兴市场国家的GDP占据全球的16％。第二，迄今为止，美元依然是国际上的主流货币，美元储备资产占全部储备资产的比例一直稳定在65％以上。与此同时，美国GDP占全世界GDP的比重不到30％。这就导致全球的货币风险高度集中。
另外，在全球外汇交易中，美元是最为活跃的货币。“如果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交易货币，但同时没有较好的制约因素的话，一旦市场发生动荡，这种高度集中的风险就会非常明显的显现。”张涛说。
因此，张涛说，这使得各方力量的平衡和声音很难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有比较平衡的反映。于是，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在经历了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就不得不依靠自身的力量来进行面对。另外，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机构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中的代表性严重不足。
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李若谷也指出，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很不合理，主要是利益和责任不对称。某个国家的货币成为世界主要货币，它的经济政策对全球各个国家都会有影响，它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并不需要过多考虑其他国家利益。因此，它在设计货币政策的过程中，会更多考虑本国利益，而这些利益很多时候是与其他国家相反的。
李扬也指出，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制定汇率、利率等相关货币政策就面临困境。比如，美元、欧元等货币政策制定者制定某项政策，我们国家就必须制定两项政策：一个是本国货币政策，另一个是本国货币与其他关键货币的汇率政策。
“很多时候，这两个政策常常是矛盾的。如果这个矛盾突出，就会使得我们制定政策变得很困难。”李扬说。
设想：建“三元货币体系”
那么，国际货币体系将会出现怎样的发展情况呢？李扬认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国际货币体系出现的情况应是建立“三元货币体系”。所谓的“三元”就是美元、欧元、以及某一个其他主流货币。
在亚洲地区建立统一的亚洲货币是否可行？李扬认为，在推进亚洲货币的发展过程中，需要更多的努力。但至今为止，国际货币合作仍处于防范危机阶段，还未达到建立新制度的阶段。所以，在下一步防范危机机制稳定建立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建立亚洲统一的货币显得非常必要。
李若谷认为，三分天下应有其一，这要包括美元、欧元、以及人民币。人民币走向国际化，就必须创造条件下决心去做，这也是完全有可能的。但这需要一段时间，在过渡时间里，目前的货币错配问题也是难以解决的。
央行张涛则强调，首先，要在功能专业化、国际和区域的金融中心方面下很大的力气。另外，也应该加强推进金融改革和开放，健全自己的金融制度，增强本国、本地区的竞争力，使本国经济更好地融入全球经济，为稳定全球金融市场的能力获得强有力的条件。同时，还要深化区域金融合作。比如，考虑建立区域金融合作的倡议、担保机制等。
在具体操作策略上，李扬认为，建立统一的亚洲货币首先需要有统一的亚洲经济，经济一体化是货币一体化的前提条件。根据这些标准、再借鉴欧元启动的经验，目前亚洲经济通往一体化还是需要努力的。
重点：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亚洲国家最终需要有某种形式的亚洲一体化的货币。李扬认为：“不管这种货币最后是什么形式，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人民币一定会、而且一定应该在其中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推进人民币的亚洲化、进一步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
而在人民币亚洲化、国际化的过程中，李扬认为有两条重要通道。一条是香港。“可以通过香港这条路径。但从去年人民币加速升值、人民币利率有上升趋势以来，这条通道现在掀起了很大的风浪。”李扬说。第二条通道是台湾。比如，加快推进人民币与新台币可互换，内地和台湾的机构在两岸互设办事处等。
李若谷则表示，一方面，要加速创造一个新的国际货币，另一方面，要始终主张人民币国际化，让人民币变成国际交易的手段之一。“货币完全可兑换、资本账户和贸易账户的完全可兑换，并不一定是货币国际化。在策略方面，比如我国央行可以考虑与其他国家央行达成协议，甚至限量允许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中国资本市场等。”
那么，上海在这个过程中应扮演什么角色呢？李扬认为，上海如果想要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成为人民币的金融中心是不可避免的条件。而且上海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不要在美元中心、日元中心做太多的纠缠。随着人民币的国际化步伐的加快，随着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重要组成部分的步伐加快，上海可以比较稳妥的起步。”李扬说。
在具体操作方面，李扬表示，第一，建立一套比较合适的经济和社会的制度安排，使得上海成为各种各样的人民币交易、各种各样的经营人民币业务的机构乐于落地的乐土。
第二，需要一套比较完善的法律制度保证各种各样的金融活动、金融机构愿意在上海展开他们的业务。
第三，创新各类人民币金融产品，推出大量银行、保险、证券信托类产品。第四，金融中心需要人才，需要随时提供比较充足的、经过严格训练的人才。
混业经营
应如何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本报记者 邹靓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从银行集团、保险集团到银证保监管三会，对于中国金融业目前的分业经营走向混业经营的趋势已经达成共识。然而，在混业经营中如何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混业经营的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如何防范？金融监管如何适应混业经营的趋势促进监管效率？这些都是仍在实践中待定的话题。
观点：混业经营大势所趋
现任光大集团董事长的唐双宁，曾是中国银监会副主席，他对监管者与经营者的各自定位及相互促进，有着更深刻的认识与感受。在他看来，没有绝对好的体制，也没有绝对不好的体制，一切都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
“体制是上层建筑，关键是是否适应当前的基础。没有十全十美的体制，关键是利大还是弊大。”唐双宁的论断中立又不失理据。光大集团已经具备混业经营的初步架构，而对于中国金融业在现阶段的混业趋势，唐双宁认为只是时间问题而已。讨论中，这几乎是各界一致的观点。瑞银投资银行部中国区主席蔡洪平就认为，多功能经营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以IPO为例，就需要商业银行、投资银行进行多种服务。在服务企业的过程中，蔡洪平对“效率”二字深有体会。增加了效率意味着降低成本，同时也表现出文化和服务的持续性。
不过，普华永道（英国）副董事长史达德也提出，进行混业经营的企业首先该做的是壮大自身。他说，中国的金融业会像中国的制造业一样走出国门，这不用等上海成为亚洲金融中心之后。但是中国的企业必须做好心理准备，那就是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和市场需要面对很大的风险。
史达德说，无论是采取设立海外分支机构、参股或是收购的方式，最关键的是企业选择了适合自己的方式，并且衡量过企业所能承受的风险。
对此，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提出，金融机构到底是综合经营还是单一经营，出发点是满足客户的需求。金融业是服务业，应该有客户至上的服务意识。
看法：监管要与趋势适应
相比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大势所趋，金融监管是否应该进行单一主体监管，各方意见不一。
这方面，史达德对金融创新带来的风险监管提出了一些看法。他说，金融业的创新性很强，如次贷的概念以及众多金融衍生品的出现，都是没有历史参照的。作为监管者，应当把关注点更多的放在风险评估方面。
“有时公司的监管者和公司的经营者距离太远，所以不知道公司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是根据公司经营者自己所说的情况来判断。有时，是市场当中出现的情况监管者并没有很好的理解。” 史达德说，好的公司能够保证更好的沟通、更好的信息披露，而作为监管者则需要对风险有准确的评估。
他也提到，如果只有一个单一的管理者，信息来源就是唯一的，就可以有一个整合的综合流程来确定对公司的判断，这相比分业管理或许更加有效。
对此，曾经身为中国银监会副主席的唐双宁表达了“三思而后行”的观点。他认为，金融业分业监管格局有其历史成因，是否进行统一监管要考虑利弊得失。分业监管的利在于专业性强，弊在于效率低。他说，金融混业经营已是大势所趋，那么金融混业监管也将是趋势，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但是当前中国面临大势所趋与改革实施效果不确定的两难境地。一方面，次贷危机的发生使得一旦实施大部制改革，容易引起监管盲区，不利于金融稳定；另一方面，统一监管制度的可行性及有效性还有待论证。因此他建议，还是“先看看国际金融形势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