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 韶
甫入“红五月”，国内金融界一南一北两件大事引人注目：上海召开首届国际性高层次“陆家嘴金融论坛”；北京市正式确立将建成我国“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战略目标。正如中国社科院学者牛凤瑞所说，中国自此进入了南、北、东多个金融中心城市并存竞争的局面。
笔者对牛先生的判断深表认同。基于客观真实的立场，可以说得更直白清楚一些。根据新闻报道所引述的2007年三季度数据：北京在法人金融机构数、金融业增加值比重、金融资产总量、金融对经济拉动系数、单一行业对国税贡献率和金融企业所得税等6项重要指标上，位居全国第一，绝非他地可比。而法人机构多层最高等级的内资全国总部或外资中国区总部，更有力地支撑了北京已成中国金融中心“客观”判断。只是碍于上海先补充赋予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国家使命，北京不能不在话语上有所自敛而已。其实不必。不仅如此，本人以为北京作为中国这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金融决策中心、管理中心、信息中心和服务中心，作为拥有世界最多美元外汇储备的国家的决策中心，已经对国际的世界的经济乃至社会拥有相当大的影响能力，直言之，北京事实上已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无人能否认，所以也不必讳言。
当然，如果北京的定位和目标不止于此，而是真如有媒体报道所指，是要“进击国际金融中心”，那么，北京为促进首都金融业发展而制定的总体布局以及为此争取的举措，的确是高举、实打、可行而能见效的高招。高举，是基于北京的高起点，实打，是所有举措均有实体依托和基础支撑，因为合乎国情和市情，所以必可行，从而能见效，这是水到渠成的必然之理之势。这样的高招，旁人学不来；要想一争高下，需要另寻蹊径。这就是摆在上海面前的任务了：上海该如何动作才能不负国家赋予的使命呢？
首先，上海不能再依恋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作为远东金融中心的绮丽历史而不能自拔。时代不同了。基于半殖民地租界被迫建立的上海自由港、自由金融、自由市场制度一去不复返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决定国家对关系主权安全的金融业实施高度管控，外汇管制一招就把国内所有城市尝试金融国际化、自由化的构想变成了愿景。在这一点上，国内所有城市的国际化努力的极限都是相同的：质言之，在中国内地，现今尚无条件建立完全意义上的国际金融中心。于是起点也会是相同的：只要金融开放，上海所得的开放度不会落于人后。当下的任务，是要抬头看清方向，更要低头寻好路径，首先把精力放在夯实金融中心的基础之上。从这一点出发，值得上海深度思考的至少有二点：
第一，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上海不能追求高端而忽视基础，忽视金融对贸易、航运和基础性、区域性经济活动的系统联系和扩大服务，未重视和充分利用自处东部发达地区的宽厚经济基础、市场基础优势，不适当地卷入与左邻右舍争资源的比赛，未免又可能陷于聪明不高明的老套。
第二，上海至今未建立起相应当量的统一推进体系；认识、领导统一之下行动力、执行力必有实效；据报，仅过去两年北京就兑现金融机构高管奖励近4亿元。这是严守流程、规则的上海行政风格所难承当的。
当然，北京有长处强处，但也有弱处，主要是北京市域经济基础的宽厚度和辐射面域的发展度先天弱于长三角和珠三角，从而市场的发育程度、开放度、活跃程度和能量相对较弱。它之所以成为中国金融业中心和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心，说白了，与中国的行政中心至今主控金融资源配置的特色有关。严格地说，这个中心更多带有行政和行政趋附的色彩。这是令各中外大机构不能不趋向群聚北京以致蔚成金融中心气象的特殊原因。
上海应当扬长避短。首先，非常明确，上海只能主要依靠机制、市场规律，在紧密结合东部地区经济实体运作、市场供求自发作用基础上，促成金融市场资源的高效、有效、大规模流动与优化配置，吸引趋利至上的内外金融机构市场主体把上海作为最佳市场高地、最优运作平台来定位，让上海成为金融市场的中心或金融的中心市场，以此与北京的中心相区别、相互补，共同打造中国金融业在全球的适当角色。在此前提下，上海应当埋头发展经济，当前尤其是服务业和其中的大贸易、大流动，以此带动航运、物流的当量与规模，由此放大对金融业境内服务与境外服务的需求，为上海建立国际金融中心打造国际化的市场、经济环境——根据国际经验，从当年的威尼斯、阿姆斯特丹到今日的纽约、伦敦，凡金融中心基本上都由贸易、航运的国际枢纽城市演化而来。另外，在金融市场体系建设方面，虽然上海既无天津“柜台市场”的特许，也无北京“代办转让系统”的既存设施，但是，上海有全国最大、交易品种最多、国内公认的行业领头羊——上海产权交易所，去年又经国家有关部门和联合国协议确认为联合国“全球技术产权交易所”在中国的唯一执行机构，该机构又外向延伸在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等国际组织建立了11个国际工作站，初具了国际化技术、资本转移服务的功能，上海为什么不能因势利导，借势发展成为上海特有的资本市场多层次、国际化平台之一呢？
（作者系上海政协委员、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研究员）